三联生活周刊新一期封面图
1933年农历正月，李叔同先生在厦门妙释寺演讲，他说:“今值旧历新年，请观厦门全市之中，新气象充满，门户贴新春联，人多着新衣，口言恭贺新禧、新年大吉等。我等素信佛法之人，当此万象更新时，亦应一新乃可。我等所谓新者何，亦如常人贴新春联、着新衣等以为新乎？曰:不然。我等所谓新者，乃是改过自新也。”他接下来讲述了自己“改过自新”过程，然后总结说:“常人于新年时，彼此晤面，皆云恭喜，所以贺其将得名利。余此次于新年时，与诸君晤面，亦云恭喜，所以贺诸君将能真实改过不久将为贤为圣;不久决定往生极乐，速成佛道，分身十方，普能利益一切众生耳。”
2007年农历大年初六，人们大多还没有开始新一年的工作，陈晓旭出家了。这个曾经扮演过林黛玉的演员，因那部《红楼梦》重播过700多次，而长时间留在人们的视野里。她是一个公司老总，身家过亿，老的家居杂志上还能找到她豪华别墅的照片，去年10月，新的《红楼梦》电视剧选秀活动开始时，她还接受过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活泼善谈。她的出家、她的“改过自新”立刻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对这位“妙真法师”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好奇。
最早的佛教故事，讲的就是四个国王离开世俗世界，第一个国王看见贪婪的人砍倒芒果树，他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第二个国王看见女人要吸引男人，他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第三个国王看见老鹰在吃动物的腐烂尸体，他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第四个国王看见公牛在争夺母牛，他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
李叔同先生是1918年出家的，25年后，他的学生丰子恺做过一个演讲——人们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
所以，现在大多数人还会疑惑:陈晓旭怎么能抛舍自己的财产？她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她是不是在炒作？但对一些佛法修习者来说，陈晓旭的决定很好理解。一位学佛几年的中年男子说:“以我对一些出家人的粗浅观察，他们忙活着呢，每天功课很紧张，人人精进努力，比起我们这些尘世中人的忙碌，一点不差。只是二者在目标上，有天壤之别。借宗萨钦哲仁波且的话说，‘在物质进步的刺激中，很重要的是不要迷失而忘了心灵的一面……在经济如此蓬勃发展的当下，人们不愿意浪费时间在心灵层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从非常实用的角度看，以心灵为目标的物质主义，比起纯粹为物质的物质主义，更具长远的利益’。我们这些尘世中人，就是为物质的物质主义;而选择了出家的陈晓旭，想必已经冲破这一牢笼，往前头忙活去了。宗萨钦哲仁波且还讲过，‘观察任何现象，不局限于固定一个答案，他就认识了没有结束。体验任何现象，就仅仅是体验(它们是它们)而已，就认识了没有疑问’。这也许能为怎么看待陈晓旭的出家提供另一个角度。”
当然，陈晓旭出家，未必能给大多数人一个重新审视世界的契机。很多年前，许寿棠先生说过这样一番话:“现在中国，虽称民国，而外侮益亟，民气益衰，一般国民懦弱、浮华、猥贱、诈伪，视清末或且加甚。自非一面提倡佛教，以勇猛无畏治懦弱心，以头陀行治浮华心，以唯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妄语治诈伪心。一面尊重历史，整理国故，以养成民族的自信力。否则，前路茫茫，何能有济。”
佛教真能有改善社会风气的功用吗？郁隽先生，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许寿棠先生这番话，不过是一种希望，我觉得上世纪20到30年代，中国佛教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军阀要剥夺庙产、限制僧人的数量，而当时《申报》上的许多报道都是嘲笑和尚、道士的。信仰总先作用于微观，然后可能才会对宏观的东西产生影响。”
莱比锡大学是宗教学重镇，宗教学的创始者麦克斯·缪勒就曾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缪勒从1876年起开始主持编译《东方圣书集》，完成了51卷，该书比较系统地收集和翻译了东方古代宗教经典。他有句名言是:“只知道一种宗教者，对宗教一无所知。”
世俗之人总会产生疑问，信教有什么好处？这样的考量是庸俗的吗？是合理的吗？郁隽先生回答:“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考量，信仰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信仰与利益之间是有关系，比如获得身份认同、获得愉悦感。一个人再有权力、再有金钱、再有知识，他内心也会有不确定的东西，比如科学家深入研究某一个课题，到达一个高度后可能也会有无法解答的问题，或者有像一个孩子似的恐惧。但他如果有一种对至高至上的东西的追求，就会有一种信念上的保障。具体到陈晓旭出家这件事，我更关心她如何与她出家的那个寺院产生联系。”
沈奇岚女士，在德国明斯特大学宗教社会学系读博士，她说她在那里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讨论给宗教下定义:“结果发现，给宗教下定义是不可能的，只能从功能性与实质性这方面做一个框定，功能性定义看宗教对社会发生了什么作用，马克斯·韦伯的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代表作。实质性方面的代表作是鲁道夫·奥托的《论神圣》，奥托说，有至高无上、超越世俗的东西存在，追求这个东西的行为就是信仰。”
一位佛教的出家人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基督教堂的建筑美，开篇就引用奥托的话，“宗教是一种内心的本能，或气质，它独立地、不借助感觉和理性，能使人们领悟在不同名称和各种伪装下的无限。没有这种才能，也就没有宗教”。《论神圣》有中文本，但在一些专门研究宗教的人来看，也是一本很难读的书，不过有学者做过较为通俗的解读——奥托的论述中，“神圣”是一种完全特殊且不可归纳为任何其他东西的心理状态，是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交织。他杜撰了一个词“numinous”来称谓这种很难定义的心理状态，体验到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交织的“numinous”就是体验到“numen”(拉丁文元神)的存在，就是人们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被创造物。人们感到“numen”是“完全的他者”，具有威严和力量，既可怕又迷人。
沈奇岚女士说:“宗教很难定义，但只要为人的生存提供意义系统与规范，那就是有宗教性的，这个判断相对容易，由此说来，居士的行为就是宗教性的。许多高级管理人员学佛法，也是宗教性的。我在德国采访几个中国年轻人，他们出国之后接触基督教，慢慢有了信仰，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能帮他们解决生命中的疑惑，他们认为中国的关系文化很讨厌，人与人之间很虚伪。一个人有信仰后价值观上会有变化，但他的社会活动是怎么变化的，行为方式上的变化，也是宗教对他生命构成中的影响。”
沈奇岚女士就读的明斯特大学，有过一位校友，就是当今的教皇约瑟夫·拉青格。郁隽先生介绍说:“拉青格刚成为教皇，就去科隆参加世界青年日活动，要与100万年轻人一起做弥撒，德国《明镜》周刊当时就做了一个封面故事，题目是教皇来到了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因为在德国，去教堂的人数在减少，神职人员需要从外国引进。信基督的人数下降，印度教、风水越来越吃香。拉青格曾主管天主教信义部，规定天主教的基本教条，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许多人都有所了解的那个汉斯·昆是一个相对自由主义的天主教神学家，他对一些社会问题提出过一些自由主义的观点，后被革除教职，不许在任何天主教大学里任教。拉青格当了教皇后和汉斯·昆曾共进晚餐，做出和解的姿态。西方的神学院系统，每一代神学家都在阐释和思考社会现实问题，神学一直与时俱进。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在一个很世俗的世界里，一个宗教什么都可以做，可以堕胎，可以婚前性行为，可以吸毒，它的价值观和这个世俗的世界没什么不一样，那它也很难吸引别人去信仰它。佛教可能没有对消费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做那么多与时俱进的解答，但其智慧与准则却依旧吸引人。在陈晓旭之前，有歌手李娜出家、演员黄元申出家，陈晓旭之后也还会有人修习佛法，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故事也很多，最早那个人就是佛陀本人。”
在沈奇岚看来，她的那些访谈对象都获得了一个新的角度去面对人生，但是不是每件事情都能用他们获得的这个新角度去面对，又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他们之所以有了信仰，是因为他们年轻时学到的那些东西还不足以应付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她说:“现在德国的小学里也会开设一些宗教学课程，把它当成一种知识来普及，不要一说佛就是神秘的、遁世的，一说道就是养生的，也许这些都是偏见，也许大家都需要宗教学知识的普及，德国的穆斯林多了起来，印度教也在德国修建自己的神庙，他们要学会和有信仰的人一起生活，学会和不同信仰的人一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