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籍贯考

来源:张玉勤   作者:佚名  时间:2007-10-15 03:35:18  点击数: 【字体:

内容提要:法显原籍平阳县(今山西临汾市尧都区),早年曾活动于襄垣县五阳一带。南朝梁人僧佑著《出三藏记集·法显传》,说法显“平阳武阳人也”,是在当时南北政权对立,不了解北方地理建置的情况下,对平阳、武阳的附会组合。法显的故里不是襄垣。


关键词:法显 僧佑 平阳 武阳 临汾 襄垣


法显籍贯何地,出生在那里?自南朝梁人僧佑著《出三藏记集·法显传》说他是“平阳武阳人”以来,慧皎的《高僧传》等多沿此说。后来,随着南北朝的统一,资料的完善,因平阳郡和平阳县内皆无“武阳”地名,遂在对“武阳”的解释上产生了分歧;隋的费长房,唐的道宣删弃“武阳”,直言法显是“平阳沙门”;现代的学者汤用彤、任继愈、章巽认为“武阳”为衍词,或“武阳”是“平阳”之误,释法显是山西临汾人;游侠、贺昌群和日本的足立喜六、长泽和俊以及一些辞书,解“武阳”为“襄立”、“襄垣”,说法显是山西襄垣人。由于见解分歧,长期不得一衷,连云山提出“两说并存”论,他说:“根据以上情况,我以为现在不宜对法显是临汾人或襄垣人作出肯定一个,否定一个的论断。我主张现在以两说并存为宜。以两说我们都承认为好。”

我们认为此论不当。为了力求对法显的籍贯有个明确的认定,联系僧佑所处时代背景,经对有关资料和地区的综合考查、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一、法显原籍平阳县;二、法显早年曾活动于襄垣五阳一带;三、襄垣不是法显的故里。现分别论述如下。不当之处,希望指正。


一、法显原籍平阳县

法显“平阳武阳人”中的“平阳”指郡?还是指县?这是判定法显是不是今天临汾市尧都区人的关键。这需要从“平阳”地理沿革说起。


平阳之名,来自平水(今临汾市尧都区的龙祠河)之阳。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自然指的是以平阳古城为中心的尧都地区。平阳作为地理建置,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晋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命赵朝为平阳大夫。”三家分晋后,平阳归属韩国,为战国初期韩国的都城所在。汉高祖元年(前206年),平阳为西魏国。次年,魏王豹被灭,汉置平阳县,属河 东郡领。三国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析河东,置平阳郡,辖境相当今山西霍县以南,汾河流域及其以西地区,平阳县为郡治所在。西晋统一后,《晋书·地理志》载,平阳郡领十二县,治所平阳县。一直到十六国时期,一些史书记载,均沿此建置不变。不过,实际上自西晋以后,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多国纷争割据,平阳郡的领县多变、且呈减少趋势。据载,北魏时,平阳郡仅领平阳、禽昌(即汉晋之北屈)、襄陵、临汾(即后来之正平),太平五县、郡治仍在平阳县。东晋偏安南方,连云山先生考证说:“我们遍查东晋地理志和平阳地方志书及附近县志,东晋时平阳郡只领一个县即平阳县。”这就是说,自三国魏正始八年置平阳郡以来,平阳县不仅一直为郡治所在,而且到了东晋,平阳郡和平阳县在地域上是合一的。法显是东晋时人,僧佑在《法显传》中说法显是“平阳武阳人”中的“平阳”,在当时无论指郡,还是指县,都指的是平阳县境。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不愿看到“平阳”这样刺眼的地名,改平阳县为平河县。开皇三年又改平河县为临汾县。此后临汾作为县级单位,一直沿用到本世纪之交改为今天的临汾市尧都区。由此推定法显是东晋时的平阳县人,也就是隋以后的临汾县人和今天的临汾市尧都区人,是没有问题的。

二、法显早年曾活动于襄垣县五阳一带

法显原籍平阳县,而平阳县中却没有武阳地名。法显“平阳武阳人”中的“武阳”指什么地方?是怎么来的?有的学者解释说“武阳”是衍词,或“武阳”是“平阳”之误。我们认为皆非。经考查,这和法显早年曾活动于襄垣县五阳一带有关。

十六国时期,襄垣县与平阳县虽然部属不同,但同在石勒、石虎的后赵统治之下,中间不存在对峙封锁,这就为法显早年到襄垣县五阳附近的凉楼寺进行佛事活动提供了方便。据襄垣县县志记载:凉楼寺,东晋初建,隋唐扩建,规模很大,是上党名寺,享有“凉楼胜观”的美誉。现有东晋一些建筑石刻遗物。当地传说,法显曾在此坐禅讲经,还说凉楼寺也是法显倡建的。足见,当时法显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由于他的活动,人们已经把他和凉楼寺联系在一起。因此,到他成为佛门崇拜的高僧后,隋唐时期,为了纪念他而对凉楼寺进行扩建是可信的。凉楼寺之外,在五阳周围的其他佛寺中,也都留有法显活动的踪迹。如,五阳西边,距凉楼寺不到30公里的宝丰寺,有人曾见过早年寺内的石碑上刻有法显的名字和事迹;五阳东北,距凉楼寺20公里的襄垣县八景之一“仙堂旧隐”,传说也是因为当年有一位名僧高人从仙堂山的古寺隐遁离去而来的。连云山先生经30余年的研究考征后,在他写的专著《谁先到达美洲》中指出,此“旧隐名僧高人”,应当就是我国东晋时期的佛学家、经译施行家法显。以上这些,虽然多属传说,但传说是历史的影子,它毕竟从多方面反映了法显早年曾在五阳附近的凉楼寺及其周围的寺庙活动,最后又从仙堂山古寺隐遁而去往长安的史实。

今襄垣县五阳村,明代前名“午阳”。史载:后赵的建立者石勒“曾战于上党武阳”,此“武阳”即今“五阳”,因为上党地区近音“武阳”的地名,仅襄垣一处。可见,襄垣的五阳一带,在十六国时期已名标史册,成为人所共知的地区。因此,当时的人们把法显和他早年活动过的地区联系起来,称他为“武阳沙门”是很自然的事情。南朝梁的佛教学者僧佑,南京人,14岁出家于扬州的建初寺。当时南北朝政权对立,交通隔绝,信息不通,加上他久居南方,对北方的地理建置一知半解,那时《晋书·地理志》又未问世,他能够看到的都是一些与东晋地理志书内容一致的记载。对法显的身世也只是根据传闻,略知他是北方的平阳人和早年在武阳一带进行过佛事活动的沙弥。因此,在他不清楚平阳与武阳地属关系的情况下,把平阳与武阳附会在一起,说法显是“平阳武阳人也”,是合乎情理的。待到南北朝统一,特别是唐代的《晋书·地理志》问世后,一些学者了解了十六国时期的地理建置,知道了平阳郡内没有武阳县名,便在“武阳”上找原因,作文章,产生了法显籍贯临汾、襄垣两说的长期分歧。

三、襄垣不是法显的故里

法显早年曾在襄垣进行过佛事活动,不能说襄垣就是法显的故里。因为襄垣县古代隶属上党郡,和“平阳”风马牛不相及,僧佑在不明确情况下,把法显的出生地平阳和他早年的活动地武阳附会在一起,说他是“平阳武阳人”,这本来已是一个错误。后来的一些学者进而断言法显是襄垣人,更是错上加错。近年来,有人为了证明襄垣是法显的故里,又把襄垣县的龚家沟村和该村发现的《龚氏族谱》与法显的身世挂起勾来,说这就是法显的故里,并写成资料,公布在网上,说:“南朝梁人慧皎所著的《高僧传》中讲‘释法显姓龚,武阳人’,又言法显曾有三个哥哥,都在幼年夭亡,父亲怕灾祸再降到法显头上,所以三岁时送他进入佛门。现在襄垣县还是龚家沟村,历史悠久,虽然现在村中已无龚姓人家,但村外龚姓墓地与附近古寺庙遗址上旧时遗留的龚姓人捐资功德碑,都证明至少在元明以前,村中龚姓人丁还很旺盛。许多人确信龚法显应该就是襄垣龚家沟之人。近年,当地又发现龚氏后裔保存下来的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龚氏族谱》,其文中不但叙述了龚氏世代所居地缘环境的变化沿革,而且特别提到‘余龚包肢居斯土,耕读相承,子孙接续瓞绵,延上世原居同马,公生数子无成,后将次子送交和尚’事,无疑应与《高僧传》中所记法显身世十分吻合”。

这貌视“铁证”的证据,认真拜读、仔细推敲、破绽立见。如《高僧传》明明说法显有三个哥哥,幼年夭亡,法显是四子。而《龚氏族谱》则说“公生数子无成,后将次子送交和尚”。四子和次子怎么能十分吻合!这说明,即使龚氏祖上确有“公生数子无成,后将次子送交和尚事,那指的也绝非法显其人。至于法显姓龚,就说龚家沟村便是法显的故里,那更是牵强附会。据我们所知,襄垣县以姓氏命名的村庄很多,如:刘家庄、赵家岭、王家庄、范家沟等等,若有人把这些都说成是历史上某个同姓名人的故里,岂不怡笑大方!


另外,文中还提到沁县政协张正先生保存的“当地一与法显造像有密切关系的文字石刻拓片”,这这一拓片反映的也是“家乡人在法显身后为其造像纪念”的。这更不合逻辑。照行文看,张正是沁县人,张正说的“当地”,指的也应该是沁县,这和襄垣本两回事,怎么能说是“家乡人在法显身后为其造像纪念”呢?若承认沁县人也是“家乡人”,那不等于说沁县是法显的故里了吗?

总之,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定襄垣只是法显早年进行过佛事活动的地方,而绝非法显出生的故里。


余  论

法显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杰出的探险家、旅行家和佛教经典翻译家。他出生于今天的临汾市尧都区,作为法显故里,临汾人应该为有法显这样一位世界文化名人而自豪。今天,我们只有在学习和弘扬法显的不畏艰险、开拓进取、虔诚爱国的精神方面作出自己的实际贡献,才是对法显的最好纪念。(作者: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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