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山西临汾法显学术座谈会论文集,山西临汾法显学术座谈会论文集《法显大师与中国律学》

中土僧团虽已建立传戒制度，僧人也不再仅是“剃发”、“染衣”，但真正对佛教戒律有回应意识是至道安（312—385年）法师时才开始的。道安认为，尽管大法东流，而佛教戒律却至为不全，“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4]僧团业已成立，而维持僧团的制度却不完备，所以，对律藏的迫切需求是僧团最为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包括其弟子东晋慧远也有同样的感喟：“初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阙。远慨其道缺。”[5]所以法显的西行求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鉴于当时律藏的残缺。《法显传》上载，“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6]这样说来法显西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7]没有戒律之约束，僧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被熟知律法之人批评的现象。如《高僧传》卷九《耆域传》记载，印度僧人耆域于晋惠帝（290—306年）末年来至洛阳，看到出家众受都市繁华之影响，衣著华丽，遂批评说：“讥诸众僧，谓衣服华丽，不应素法。”[8]僧众的泛滥与世俗的混杂也会引起统治层的关注和不安。如《高僧传》卷六就记载了姚兴为整顿僧团所下的诏书：“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顺纲领，宜授远规，以济颓绪。”[9]僧团所应呈现出的清静如法的生活样态，所应具有的与世俗迥然有异的不共性的精神品格，已为僧俗、王权、民众所认同、所期待。如当时道安于襄阳已拥有数百人的僧团，为护持僧团之清静，以规约来规范僧众，遂制“僧尼轨范”。按《梁高僧传》记载是“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10]宋赞宁的《大宋僧史略》也记载说：“晋道安法师伤戒律之未全，痛威仪之多缺，故弥缝其阙，埭堰其流，立三例以命章，使一时而生信。”[11]这样说来，道安因当时戒律未能完全传入，只得依律而立僧制来救急。“凿空开荒，则道安为僧制之始也。”[12]僧团制定了规约，日常修持才算有了依止。赞宁对当时这样的做法评论说：“今出家者，以华情学梵事半，所谓半华半梵，亦是亦非。寻其所起，皆道安之遗法。”[13]这充分反映出当时佛教界困惑于戒法之贫乏而不得已制定规范的无奈。由此也可看出法显西行对于僧团的重要意义。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法显已是近六十的高龄，他约了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一同从长安出发，到河西走廊的张掖，遇到宝云等五人，十人结伴而行，于隆安四年到达敦煌。在太守李浩的资助下，法显等五人先行，出了敦煌便是西域，漠漠大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14]到乌夷（新疆）又遇宝云等，因当地人信奉小乘，待人刻薄，旅资难以筹措，慧嵬等三人返回。法显等再行，于东晋元兴元年（402）进入印度，慧应于此病故，宝云等就此回国。法显、慧景、道整继续前行，在翻雪山时，慧景冻死。剩二人于405年到达摩揭陀国，这是当年佛祖弘法之处。道整表示要永远留在这里，而法显志在收集佛经带回汉地，便四出寻访、抄写。义熙五年（409）他来到狮子国，居住两年，412年搭商船回国，遇大风于海上漂流两月，后在山东青州登陆。旋即经彭城、京口（江苏镇江），到了建康（今南京）。他在建康道场寺住了五年后，又来到荆州（湖北江陵）辛寺，元熙二年（ 420年），终老于此。他在临终前的几年时间里，一直紧张艰苦地进行着翻译经典的工作，共译出了经典6部63卷。他翻译的《摩诃僧祗律》，也叫大众律，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译经的同时，法显还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国记》。在这本书中，法显记载了自己在外15年，历经30多个国家，行程约四万里的所见所闻。唐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序》中对法显大师与玄奘大师赞叹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徇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莫不咸思圣迹，罄五体而归礼，俱怀旋踵报四恩以流望。然而胜途多难，宝处弥长，苗秀盈十而盖多，结实罕一而全少。寔由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亙萬嶺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或亡几日，辍饮数晨，可谓思虑销精神，忧劳排正色，致使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设令得到西国者，以大唐无寺，飘寄栖然，为客遑遑，停托无所，遂使流离萍转，牢居一处，身既不安，道宁隆矣！呜呼实可嘉其美诚，冀传芳于来叶。”《法显传》的跋说得最为肯切：“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法显横雪山而入天竺，赍佛典多种以归，著《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日后，鲁迅先生将历经艰辛，舍身为法的人更称为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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