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山西临汾法显学术座谈会论文集,山西临汾法显学术座谈会论文集《法显大师与中国律学》

佛教初传中国，多赖中亚及印度高僧来华传译佛典，但其时并非有系统且有计划传入，而是随意性、随机性很大，由此，使得传来典籍或篇章不备，或转译有误，格义佛教的产生既有中土思想家的有意误读，更是当时典籍不全的应急之措。为此，从曹魏末年朱士行开始，中土掀起一股西行求法的运动。据史籍所载，西晋有竺法护，东晋初有康法朗、于法兰，东晋中期以后又有竺佛念、慧常、进行、慧辩、慧叡、支法领、法净、智猛、法勇等。晋宋之际，游方西行僧人虽多，但其中以法显最为著名。汤用彤先生分析说：“盖法显旅行所至之地，不但汉之张骞、甘英所不到，即西晋之朱士行、东晋之支法领足迹均仅达于阗。而在显前之慧常、进行、慧辩只闻其出，而未闻其返。康法朗未闻其至天竺。至于于法兰，则中道终逝。故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1]

法显，俗姓龚，平阳人（山西临汾人），三岁便度为沙弥，可见其家距寺不远。二十岁受具足戒，志行明敏，仪轨整肃。他常感慨汉地戒律不全，僧团无有严格如法的规范，遂立志赴印度求取戒律。这可见出法显西行之初衷以及中土佛教初传期之情形。

佛教初传中土百余年间，虽有经典传译，却独缺律典。直至三国时代的曹魏嘉平年间（249—253年），戒律才传入中国。《梁高僧传》载：“昙柯迦罗，此云法时，本中天竺人，以魏嘉平中至洛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祗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2]这表明昙柯迦罗在洛阳所看到的中国僧众的形象，只是剪落须发，与世俗之人有别，但未禀皈戒，所行法事，如同民间祠祀一般，更谈不上戒律的约束。于是译出《僧祗戒心》戒本一卷，作为僧众持戒的依据，又敦请梵僧建立羯磨法，这是中国戒律之始。正元年间（254—255年），中亚安息国沙门昙谛来到洛阳，亦善律事，于白马寺译出昙无德部的受戒作法，这可看作是中国佛教四分律宗的嚆矢。《佛祖统纪》卷三十五载“汉魏以来，二众唯受三归，大僧沙弥曾无区别。昙摩迦罗乃上书乞行受戒法，与安息国沙门昙谛同在洛，出昙无德部四分戒本，十人受戒羯磨法，沙门朱士行为受戒之始。”[3]《四分戒本》译出，并准用十僧来传授戒法，这是中土十师授戒之先河。朱士行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依戒法而出家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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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临汾法显学术座谈会论文集《法显大师与中国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