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山西临汾法显学术座谈会论文集,山西临汾法显学术座谈会论文集《编篡《法显西行求法的目的与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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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毗昙学的推动

毗昙之学，在汉末安世高初传佛学时即有涉及。但随后的中国佛教偏重于般若学，并以玄学的思维方式把握大乘佛教精神，不很注重小乘的名相概念。到了东晋中后期，已经有了迅速发展的中国佛教，重新开始注重毗昙的传译。道安晚年在长安，尤其重视有部毗昙，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僧伽提婆译出《发智论》；东晋太元十六年（391），这位译者又应庐山慧远之请，译出《阿毗昙心论》。这些论典虽是属于说一切有部，但对准确理解佛法的基本概念与思想相当有用。晋末宋初的毗昙学研究，为此后中国唯识学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法显对此亦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法显在巴连弗邑住了三年，主要是学梵书、梵语，以及写律，同时还抄得《杂阿毗昙心论》约六千偈与《摩诃僧祇阿毗昙》。《发智论》是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论书，后人为了解释此论，邀集500人，费时12年，写成《大毗婆沙论》十万颂，玄奘后来把它译成汉文，共200卷。对此卷帙浩繁的论典，为了便于领会其中要义，又出《阿毗昙心论》，心者乃核心、纲要之义。《杂阿毗昙心论》，即是解释这部《心论》。法显回国以后，与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这部《杂心论》，推动了当时的毗昙学研究。大家都以《杂心论》为要典，认为它是有部毗昙的总结。可惜该书现已佚失，目前仅存僧伽跋摩等在刘宋元嘉十二年（435）译出的《杂心论》十一卷。值得注意的是，法显还带回了一部大众部的《阿毗昙》，可惜在现有的传世经录里，都没有发现该论的著录[9]。

毗昙学在晋宋之际一度相当兴盛，但随着《俱舍论》以及《地论》、《摄论》等唯识学经典的流传，它很快就退出了中国佛学的中心舞台。法显在这方面的贡献受到忽视，亦在情理之中。更何况他所译出的《杂心论》十三卷，其本早佚，早在《出三藏记集》卷二“法显”名下即已告缺，如何让人感受他的贡献？但有学者认为，后来僧伽跋摩补译《杂心论》，他所依据的梵本或许是法显从印度抄写回来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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