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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字：山西临汾法显学术座谈会论文集,山西临汾法显学术座谈会论文集《编篡《法显西行求法的目的与意义 》
1．律藏的搜求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一则是西域僧人的东传，二则是我国僧人的西行。这种双向的交流，到南北朝时期已很活跃，特别是“以晋末宋初为最盛”，法显即处在这段最活跃的时期。汤用彤先生把当时西行求法的目的概括为四种情况：“或意在搜求佛典（如支法领），或旨在从天竺高僧亲炙受学（如于法兰、智严），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如宝云、智猛），或远诣异国寻求名师来华（如支法领）。”[5]促使法显西行的主要动机，据《法显传》的自述，他与同伴是想“至天竺寻求戒律”。
自道安（312-385）开始，我国的僧人已经感到僧团制度的缺失，所以有“安公三例”[6]的设立。道安的高足，庐山慧远（334-416）对此感触更深。他听说弗若多罗没有译完《十诵律》，十分感慨，后听说昙摩流支来华，就派弟子昙邕前去关中，请求译全。这些印度传来的佛教戒律并不完全适用中国的实际情况，慧远参照道安、支遁（314-366）等先辈的做法，制定僧尼活动的规章制度，有所谓《法社节度》、《外寺僧节度》、《比丘尼节度》等。东晋、南北朝的佛教发展迅速，僧团人数的急剧扩增，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要求整顿僧团的呼声时有出现。法显与慧远基本是同时代人物，感同深受。若欲弘法，戒律具足、整肃道风，是必经的环节。这在当时的佛教界已成共识，法显以高龄西行，不畏艰险，确实承担了一种时代使命。
求法途中，法显在巴连弗邑获得《摩诃僧祇众律》、《萨婆多众律》，在师子国获得《弥沙塞律》。与他同行到达中印度的道整，有感于当地的僧人威仪，慨叹“秦土边地”，戒律残缺，因此决心留在印度，发誓“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但法显志在使印度戒律流通汉地，所以毅然决定继续前行，独自归国。返回汉地以后，义熙十二年（416）夏安居末，慧远派人迎请法显到扬州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359-429）共同主持译经工作，那里还有当年法显在西行途中结识的宝云（376-449），正在给佛陀跋陀罗充当助手。
巴连弗邑（Pqwaliputra）是中印度摩揭陀国首都，亦作“华氏城”，玄奘《大唐西域记》译作“波吒厘子城”，即现在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Patnq）。据《法显传》，北天竺各地的戒律，皆为师师口传，无本可写，后在中天竺巴连弗邑的一座大乘寺庙里抄得《摩诃僧祇众律》。这是大众部所传的戒律，多处含有大乘思想，通常被认为此律集成的时间较晚。法显归国以后，从义熙十二年十一月，至义熙十四年二月，历时一年三个月，在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合作，把这部大众部律译为汉语，四十卷，初三十五卷为比丘戒法，后五卷为比丘尼戒法。两人还合译了《摩诃僧祇比丘尼戒本》。法显在巴连弗邑还抄得七千偈的《萨婆多众律》，亦即说一切有部所传的《十诵律》。该律当时已在汉地广为流传，当时我国僧人主要依据这部《十诵律》持戒，在他出行以前，已有前秦建元年间（365-384）昙摩持译的《十诵戒本》等，在他西行以后，后秦弘始年间（399-415），鸠摩罗什、弗若多罗、昙摩流支等译出《十诵律》。所以法显没有去重译这部《萨婆多众律》。
师子国，《大唐西域记》译为“僧迦罗国”（Si/hala），通常称为“锡兰”，即现在的斯里兰卡。法显在该国停留了两年，义熙六年、七年（410-411），求得《弥沙塞律》。这是化地部所传的戒律，亦称《五分律》。携带归国以后，法显没有余暇译出这部律典。刘宋景平元年（423）十一月，直到翌年十二月，历时一年余，罽宾僧人佛陀什，应竺道生（355-434）、慧严（363-443）等的邀请，在建康龙光寺主持翻译法显带回的这部梵文《弥沙塞律》，于阗僧人智胜任传译，译成汉文三十卷。该律分为五个部分：初分，卷一至卷十，是比丘戒法；第二分，卷十一至卷十四，是比丘尼戒法；第三分，卷十五至卷二十二，包括受戒法、布萨法、安居法、自恣法等；第四分，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四，包括灭诤法、羯磨法；第五分，卷二十五至卷三十，包括破僧法、卧具法、杂法、威仪法等。现代学者大多认为，此律与巴利律藏最为接近。
佛教有所谓“五部律”，即：有部《十诵律》、昙无德部《四分律》[7]、大众部《摩诃僧祇律》、弥沙塞部《五分律》，以及《迦叶维律》[8]。但最后一部未在我国译传，故有“四广律”之说。四部之中，法显一人带回三部梵本，亲自译出一部，他人译出一部，传译之功，独步千古。后来我国僧人把《四分律》奉为大乘律，依之修行，从而湮没了法显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但这并不影响法显在中国佛教戒律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若是没有法显的西行，晋宋之际的戒律建设难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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