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奇性的经历
法显，生年不详，卒年约在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刘宋景平元年（418-423）之间。山西省人。俗姓龚，兄弟四人，三人幼年夭折，法显也在三岁时便被父母送到寺庙度为沙弥。二十岁受比丘戒。法显信仰虔诚，持戒严谨。法显常慨叹律藏传译不全，发心亲往印度寻求律本。东晋隆安三年（399），他会同慧景、道整等四人，一起从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前进。经张掖时和另一行赴印求法的僧人宝云、智严等五人相遇，携手同行。经敦煌西度流沙，“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1]经过在沙碛地带异常艰辛的长途跋涉，法显经鄯善国入于阗国，又南行度过葱岭，进入北印度。
法显入北印度后，不久即西南行，又南下，经西印度进入中印度。又东南行，度恒河，南下到巴连弗邑。又顺恒河西行，再西北行。在所到各地，法显瞻礼佛陀遗迹，观看佛教法事活动，参加大施会。后法显又返回巴连弗邑，并住了三年，学习梵文，求得佛典六部，还抄写了律本。法显实现了求法宏愿，决意回国，于是东下入东印度。为了写经和画像，又在此住了两年。随后搭商人大船离印度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此逗留两年，继续搜求佛典，抄得四部，遂准备东行归国。
义熙七年（411）秋，法显搭乘满载二百多人的大商船泛海东行赴中国广州。船行三日便遇大风，在海上漂流了九十多天，到了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高僧法显传》描述在海上漂流的情景说：“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所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若火色，黿鼍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2]法显等人所乘的船只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随风漂流三个月之久，惊心动魄的海上生活情景，是对生命何等严峻的考验！是对意志何等严峻的考验！
在爪哇停留五个月后，法显随大商船起航，原预计约五十天抵达广州，不料航行一个多月后，又遇狂风暴雨。此时船上诸多婆罗门议论，大船坐载沙门法显不吉利，带来大家遭此大苦，主张将法显留在海岛边岸，幸亏同船的法显施主仗义执言，坚决反对，才免于难。后又经过七十多天的漂流，抵达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即墨县）南岸，回到祖国。
法显西行求法，前后经过了十五年，游历约三十国，取回经律。在长广郡城住了一冬一夏后，法显南下晋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专事翻译。法显后又转往湖北荆州，在辛寺逝世。法显一生的传奇性经历表明，他实是我国沙门最早赴印度求法且取得丰硕成果的第一人，是以往求法僧人所不能比拟的。
二、宝贵的文化贡献
法显西行的目的是寻求戒律，他不仅完满了夙愿，而且还取得了其他重大成果。这些收获构成为法显对中国佛教文化和古代史地文化的宝贵贡献，其荦荦大者约有以下三项：
（一）搜求佛教经律论梵文典籍多部，计有在印度求得的《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祗众律》、《萨婆多众律》（即《十诵律》）、《杂阿毗昙心论》、《摩诃僧祗阿毗昙》，后在狮子国抄得《弥沙塞律》、《长阿舍经》、《杂阿含经》和《杂藏经》等。这些都是中国旧日所无的大小乘三藏中的基本典籍，填补了空缺，弥足珍贵。
（二）法显和佛驮跋陀罗在建康道场寺共译出六卷本《大般泥洹经》、《僧祇比丘戒本》一卷、《摩诃僧祇众律》四十卷、《僧祇尼戒本》一卷、《杂藏经》。又传他还和佛驮跋陀罗共译出《杂阿毗昙心论》十三卷，然其本早佚，确否尚待考证。至于法显带回的《弥沙塞律》，后由罽宾律师佛陀什译出，《杂阿含经》则由求那跋陀罗译出。又，求那跋摩未译完，后由僧伽跋摩补译的《杂心论》，可能是依据法显从印度抄写带回的梵本。此外，法显回国次年由罽宾婆沙师佛驮耶舍译出的《长阿含经》则是以依另一底本在长安译出的。法显参与译出的戒本，弥补了中国律藏的失缺，也流行一时，但后来以弘扬《四分律》为宗旨的律宗形成，法显译本影响日见萎缩。又，法显等译出的六卷本《泥洹》，其中卷三、四、六说，除一阐提皆有佛性，在南方首唱佛性说，影响深远。
(三) 撰写《佛国记》（又名《游历天竺记传》、《高僧法显传》），是中国古代以亲身经历介绍中亚、南亚诸国情况的第一部旅行记。书中详细记述西行求法的艰辛经历和旅行见闻，记载有关西域诸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中古历史地理资料，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对于后来赴印求法的僧人有着很大的启示和指导的作用；对于了解古代西域、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其他宗教以及习俗，具有重要价值；对于研究上述地区的交通和中外交通，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对于研究上述中亚、南亚有关国家的历史与考古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令人敬仰的爱国爱教楷模
史载，我国僧人西行求法取经，始于曹魏时的朱土行。他到了于阗，取得《放光般若》，后由弟子送回洛阳。朱土行本人终生留在西域，八十岁病故。两晋时，竺法护也到西域，取得胡本而还。如前所述，至东晋，和法显一同西行求法的，先后有十人，然其中有的半途折回，有的病死异国，有的乐居不归，只有法显一人，不仅冒着西度沙漠，越过葱岭的艰难险阻，求得经论，且又冒着海行的生死危难，漂流回到祖国。法显为法忘身的顽强奋斗、勇猛精进精神，为后人树立足以取法的榜样。法显总结自己西行求法生涯说：“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①]这种为了求法，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不达目的，决不甘心的意志和毅力，多么令人感动和敬佩！《高僧法显传》也总结法显的求法功业说：“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同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然后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将，无功业而不成。成夫功业者，岂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②]法显的忘身求法的精神和功业，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座丰碑。
更令人敬仰的是，法显求法爱教是为了弥补中国戒律的残缺，是为了中国佛教的文化事业，法显是在实践上把爱国与爱教统一起来了。
当法显在印度搜求到六部经律论，与此时唯一的同伴道整商量准备回国事宜时，道整表示秦土戒律残缺而誓言久留不归，与道整不同，“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③]法显孤单一人来到狮子国，思念祖国心切，据史载，“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流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④]在立有青玉像的佛殿里，法显因商人供养中国的白绢扇，触物生情，泪流满面，生动地表现了他炽热的爱国情怀。法显在航行多次遇到危险时，“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地众僧”，[⑤]一心以观音菩萨和汉地众僧为念，对祖国众僧的尊重、关切，洋溢着爱国爱教相统一的崇高精神，真是令人肃然起敬。（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佛教和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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