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中朝,佛教,关系

　中国和朝鲜的佛教关系，始于公元四世纪间，即朝鲜的三国（亦称三韩：高勾丽、新罗、百济）时代。前秦苻坚于建元八年（３７２）遣使及僧顺道送佛像及经论至高勾丽，高勾丽王遣使答谢。越二年（３７４），秦僧阿道又至高勾丽。翌年高勾丽兴建肖门寺及伊弗兰寺供顺道和阿道居住。是为朝鲜佛教之始（《三国史记·高勾丽本纪》）。但在这以前，高勾丽也有个别崇奉佛教并与中国佛徒相往还的人士，如《高僧传》卷四载有东晋名僧支遁（３１４—３６６）与高丽道人书，称述剡县（今浙江嵊县）仰山竺潜（法琛）的风范。这显示了中朝民间佛教的来往关系早已存在。宋末齐初时，高丽僧道朗来至敦煌，从昙庆受学三论，并在中国诸方游化；后来于齐建武中（４９４—４９７）至江南，住钟山草堂寺，又登摄山，嗣法于黄龙（今吉林地方）法度，传罗什的三论之学。时江南盛弘《成实》，名师辈出，道朗则宣扬三论，非难《成实》，名士周颙也从他受学。天监十一年（５１２）梁武帝乃遣僧正智寂、中寺僧怀、灵根寺惠令等十师诣摄山，从朗谘受三论大义。梁武帝也因此舍《成实论》，依大乘义撰作章疏（见《高僧传·法度传》）。这显示了早期高丽学者对中国佛教的贡献。
　　
　　另在朝鲜西南部的百济方面，据《三国史记》卷十八说：百济枕流王元年（３８４，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胡僧摩罗难陀由东晋来到百济，翌年在国都汉山创立佛寺，度僧十人，为百济佛教之始。自是以后，佛法渐兴。梁武帝大同七年（５４１），百济遣使至梁求请《涅槃》等经及工匠等（见《梁书》卷五十四、《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当时百济佛法殷盛，“僧尼寺塔甚多”（见《周书》卷四十九）。
　　
　　朝鲜东南的新罗地区，佛教传入也较早，并早有新罗僧人来中国参学。梁武帝于太清三年（５４９）遣使偕同新罗学僧觉德送佛舍利至新罗国，新罗真兴王亲率百官奉迎于兴轮寺。嗣后陈文帝于天嘉六年（５６５）又遣使与僧释明观等往新罗国通好，并致送释氏经论千七百余卷（《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隋代统一中原，大兴佛法，在全国诸州建舍利塔，广申供养，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使者也向隋朝请得舍利还至本国起塔供养（《广弘明集》卷十七）。其时三国在中国留学的僧人甚多，其中沙门玄光，新罗人，来隋观光，志求禅法；曾登衡山，谒见慧思，密受法华安乐行门，得慧思印可；从那以后移锡江南，得本国舟舶，载返熊州翁山，卓锡结茅，乃成梵刹，化导甚众（《宋高僧传》卷十八）。沙门波若，高勾丽人，陈末隋初，来江南游方参学，随后入天台山，向智者求授禅法，在天台华顶晓夜行道，影不出山十有六载，后于国清下寺示寂（《续高僧传》卷十七）。沙门圆光，本姓朴，新罗人，年二十五，乘舶来金陵，闻庄严寺旻公弟子讲说，乃发道心，启请陈帝：愿归佛法，奉敕为之落发，并受具戒。此后，游历讲肄，领受微言，于《成实》、《涅槃》三藏教典，广事披习。嗣游虎丘山，为信士开讲《成实》、《般若》，听者欣领，皈者日众。隋开皇中，又到长安，宣讲《摄论》，声誉更广。其本国闻之，启请还归；隋帝敕厚加劳问，令归故国。光返国后，朝野归敬，化缘甚广（《续高僧传》卷十三）。沙门安弘（一作安舍），新罗人，于北周武帝建德五年（５７６）来中国求法，并邀同于田沙门毗摩罗真谛及农伽陀两僧返回本国，赍回《楞严》、《胜鬘》二经及佛舍利等。沙门智明，新罗人，于陈后主至德五年（５８５）七月来陈求法，留学十七年，于隋仁寿二年（６０２）九月随其国使上军返归本国，受国王尊敬，奉为大德。沙门昙育，新罗人，于隋开皇十六年（５９６）来隋求法，至炀帝大业元年（６０５）三月随其国使惠文返国（均见《三国史记·新罗本纪》）。高僧慧灌，高丽人，在隋嘉祥寺吉藏门下，精研三论，后返本国，转赴日本，住元兴寺，盛弘三论，为日本三论宗开祖（《元亨释书》卷一）。当时朝鲜三国来华留学沙门人数众多，隋朝廷对他们都亲切接待，并延聘名德学者为他们讲授。据《续高僧传》卷十三、十五说：释神逈，释灵润，先后于大业十年（６１４）奉召入鸿胪寺，敷讲经论，教授三韩学人。可以想见当时来学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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