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 王亚荣
关于神圣性和社会性
宗教的存在兼具神圣性和社会性，即内在的品质与外在的体现。当这两者的关系在从认识到实践都处于一种和谐状态时，中国佛教就呈现出兴盛的局面。但是，现在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变革的时代，一切都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例如，1976年以来，使用频率最多的一个字恐怕是“化”字：市场化、商品化、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以及知识化、专业化、网络化等等。一种莫名的渴望在躁动。那么，在“化”潮涌动面前，我国佛教发生了变化吗？。如果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属于风动？幡动？还是心动？按照诸行无常的原理，答案恐怕是肯定的，都发生了变化，都在动。一言以蔽之，全社会都在“转型”，都在动，共业使然。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佛教来说这种变化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认为，这些变化似乎外在的多，内在的少；从发展形态来看，被动的多，主动的少。当然，被动的态势有历史的原因，和十年动乱不无关系。
作为世界三大教的佛教，经历了25个多世纪的风雨，内在的品质不会被眼前的这些“化”风所惑。问题是在发展形态与方法的选择上，是在对现实问题的应对上。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显然有必要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佛教的优势，在与社会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己，从而不断地增强神圣性和社会性。
佛教的神圣性和社会性也是相辅相成的，都需要通过寺院来体现。现在佛教寺院遇到的问题很多，尤其是各地在发展地方经济中，佛教寺院被作为旅游景点予以大力开发；而寺院为了自己的建设，也对招商引资产生了很大兴趣。眼下遇到的这些问题和矛盾，是无法回避的。只有坚守了信仰的神圣性，才能使终极性追求的方向不至迷惑；也只有充分发挥了寺院的社会功能，才能进行“普度众生”，才能表现出佛教的神圣性。所以两者的关系应该是统一的、圆融的。站在世俗社会的角度来看，二者也是有机的统一体。“现代化”是佛教的宗教性的要求，而“化现代”则是佛教的社会性的要求。所以说，佛教必须“现代化”，否则便不能完成“化现代”的任务。就象自度和度他一样，不能自度，焉能度人；同样，不以度人作为目的，又焉能自度？采取回避的方法已经为时代所不容，也与佛陀的初衷相违背。
寺院社会功能变化的回顾
佛教的社会性是通过寺院的社会功能来体现的，通过这些功能来与社会发生关系。中国佛教汉传、藏传和上座部三个系统寺院的社会功能基本一样，发挥的时间和程度上可能有差异。大略而言之，从古至今，寺院在社会上兼有心理救治、教育、救济、学术、中外交流、文化艺术、经济循环等等功能。也可以大概归纳为救济、文化、经济三大类。
在时间与空间的发展轨迹上，特别是从近现代以来，寺院的这些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1949年和1976年更是两个分水岭。从大的客观环境上来说，促使发生这些变化的是政教分离原则的确定和寺院土地财产的急剧萎缩。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佛教寺院的社会角色被限定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范围之内。寺院土地财产的急剧萎缩，使得经济生活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困难。为了维持寺院经济，只有以施舍捐赠为主要的生存手段。例如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寺院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也因为经济力量下降，所承担的传统的社会救济功能的作用发挥便受到的限制。同时，现代社会的福利保障机制远比古代完善，社会救济的工作便主要由政府来主持和承担。显然，由于政教分离的原则和土地财产急剧萎缩，与古代相比较，寺院的社会性功能在形式上有了整体性退缩，亦即寺院与社会的关系在范围和方法上有了重大改变。
但是，从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广大的范围来看，这种变化更多地是具有个案的意义，或者是一种相对的状态。这些只是我国佛教发生的变化，而佛教是世界性宗教，其他地区的佛教受到的冲击要小。还有，相对于其他宗教如我国传统的中国儒释道三大宗教中，佛教独具的世界性宗教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在社会的经济生活中，现代社会也已与古代的经济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土地的依附性大为降低，土地对寺院的重要性也降低了许多。
以众生为本的服务社会之路
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们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元。当代的社会是个张扬个性的社会，在多重价值观的交织下，人们既重视对“来世”的向往，同时也重视对“今世”的体察，希望在对“今世”的体察中来证明“来世”。佛教讲众生平等，也就是以众生为本。当下社会讲以人为本，似乎以众生为本更为究竟，还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主动寓教化众生于服务社会中，主动在服务社会中教化众生，可能是各个宗教在这个多元社会中的共同选择。从佛陀制教来说，这也本来就是“慈悲”两字的应有之义。
由于神圣性的制约，社会在转型，佛教只能“转形”，在形式上适应社会的发展，在方法上切入社会的发展，即所谓应机施教。这是佛教与社会其他团体人群不同的地方。两千多年来，佛教的任何发展都是伴随着人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可以说随时都在“变化”，都在根据时、处、地的不同而“应机施教”。佛、菩萨都有各种不同的化身。近百年以来，我国佛教与现代社会关系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始终被教内教外的有识之士所深切关注。如太虚、印顺等大德，终于寻找到一条充满主动精神的“人间佛教”的“转形”之路，从而使佛教在中国各宗教的“转形”上得风气之先。
总之，神圣性和社会性两者的圆融无碍是最高的境界，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检验的标尺。当年诸多“具有创造力”的高僧大德，同时也是服务当时社会的楷模。拉了一根宽带线并不就等于“网络化”一样，历史上寺院最多的时候也并不是佛教最兴盛的时候，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祖庭”，也大多不是当时名气最大的寺院。所以，关键要看寺院与社会的关系如何选择，以何种方式进行。佛教要在社会关怀上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诉求，各项社会性功能自应协调发展，也唯有在以这些功能为载体的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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