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晚唐,《莫高窟纪游诗》,新探

咸通十三年，与此诗写作之时已相距13年。此诗中所祝愿的具有三公称号者显然是指当时在位的归义军执政者，而光启元年在位的归义军执政者无疑当指张淮深。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的话，那就可以证明，光启元年张淮深业已具有三公的称号（无论是敕封还是自封），而荣新江先生关于张淮深生前没有三公称号，“司徒大概是索勋给张淮深追赠的官号”的推论[35]，或有重新修正之必要。
    （附记：此文一稿写成后，承蒙李正宇先生审阅教示，在二稿中对《莫高窟纪游诗》创作年代考论部分作了修订，谨书此以致谢忱。）
    注释：
    [1]见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1版，167页。
    [2]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6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1版，218页。
    [3]见项楚《敦煌诗歌导论》，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1版，278—279页。
    [4]参见潘重规主编《敦煌俗字谱》“希”字条，台湾石门图书公司，1978年1版，83页。
    [5]“派”字之识读，曾蒙李正宇先生教示启发，谨志此以表谢忱。
    [6]参见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第二章《氏族》第二节《敦煌名族志与家传》三《敦煌诸名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1版，54—63页；《敦煌邈真赞与敦煌名族》一《敦煌张氏》，载饶宗颐主编《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1版，2—10页。
    [7]见赵以武《唐代和诗演变论略》，《社科纵横》1994年4期，78页。
    [8]笔者对中晚唐和诗不和韵现象的考察，曾蒙对古代和诗作过深入研究的赵以武先生（有《唱和诗研究》待出版）答问指教，谨志此以表谢忱。
    [9]见[7]文，80—81页。
    [10]如刘禹锡《曲江春望》（《全唐诗》卷三五七，以下均出《全唐诗》，仅注明卷数）五律用去声“至志”韵，白居易《和刘郎中曲江春望见示》（卷四四九）五律用下平声“麻”韵；刘《终南秋雪》（卷三五七）用上平声“寒”韵，白《和刘郎中望终南山秋雪》（卷四四九）五律用上平声“脂之”韵；刘《题集贤阁》（卷三六○）七律用上平声“清”韵，白《和刘郎中学士题集贤阁》（卷四四九）七律用上平声“齐”韵。再如白居易《耳顺吟寄敦诗梦得》（卷四四四）用下平声“先仙”韵，刘禹锡《和乐天耳顺吟兼寄敦诗》（卷三六○）用下平声“歌戈”韵；白《早寒》（卷四四九）用上平声“魂根”韵，刘《和乐天早寒》（卷三五七）用上平声“皆”韵；白《镜换杯》（卷四四九）用上平声“支脂之”韵，刘《和乐天以镜换酒》（卷三六○）用上平声“清”韵；白《烧药不成命酒独醉》（卷四五六）用上平声“东”韵，刘《和乐天烧药不成命酒独醉》（卷三五八）用上平声“支脂之”韵，如此等等，不烦赘举。
    [11]如牛僧孺（字思黯）《李苏州遗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奉呈梦得乐天》（《全唐诗》卷四六六）五古用“庚耕清”部二十韵，刘禹锡《和牛相公题姑苏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苏州》（卷三六三）用同部二十韵相和，而白居易《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苏州所寄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见示兼呈梦得》（卷四五七）则用“灰咍”部二十韵相和。
    [12]见《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引元稹《自叙》文。
    [13]见《全唐诗》卷四四五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并序》。
    [14]见[3]。
    [15]见李正宇《敦煌文学本地作者钩稽》，《敦煌文学概论》第三章第二节，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98页。
    [16]见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修订稿）》，《敦煌学》19辑，台湾敦煌学会，1992年，15页。
    [17]见[3]。
    [18]见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版，954—967页。
    [19]见拙作《S.4654〈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新校与初探》，载《社科纵横》1995年增刊《敦煌佛教文化研究》，30—43页。
    [20]见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载《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1版，209页。
    [21]见《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1版，73页。
    [22]见[21]书，31页。
    [23]见邓文宽《归义军张氏家族的封爵与郡望》，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年1版，598—614页；姜伯勤《敦煌邈真赞与敦煌名族》，载《敦煌貌真赞校录并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1版，2—10页。
    [24]见[20]，213页。
    [25]见[23]邓文宽文，604页。
    [26]见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载《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版，399—410页。
    [27]关于《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的作者，藤枝晃推测是张景球（见《敦煌千佛洞的中兴》，载《东方学报》第35册，1964年，63—77页），荣新江认为是悟真（见同[26]文）。
    [28]见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92—98页。
    [29]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十章《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版，306—307页。
    [30]见[29]书第四章《张淮深代守归义及其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191页。
    [31]见[23]邓文宽文。
    [32]见李正宇《〈敦煌廿咏〉探微》，载《古文献研究》（哈尔滨师大《北方丛书》之一），1989年。
    [33]见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第六章《莫高窟佛教的人文内涵》第二节《斋会、燃灯及其他》，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1版，196页。
    [34][35]见[16]文，16—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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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莫高窟纪游诗》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