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晚唐,《莫高窟纪游诗》,新探

情。居于“溪内（当指宕泉河谷内）”的“功臣古迹”何指？我们已无从考证。而“石壁题名”则可断定当指莫高窟石窟墙壁上的张氏题名。据现存资料显示，在可判定为大顺元年以前所造并具有归义军张氏家族人员题名的洞窟仅有2个：94窟、156窟。据学者考证，156窟开凿于咸通二年至六年之间（861—865年）[20]，其甬道南壁供养人象列第一身、第二身旁边分别残存有张议潮、张淮深题名：“窟主□（河）西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姪男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上柱国……大将军使持节诸军……赐紫金鱼袋淮深一心供养”[21]。这两个题名仅是张议潮、张淮深个人官职结衔，从中看不出与“南阳一派应天恩”、“感圣君”有何关系。但94窟的张氏题名却格外引人关注。该窟甬道北壁、南壁底层供养人象列第一身分别题名：“叔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西万户侯，赐紫金鱼袋，右神武将军，南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实封二百户，司徒讳议□（潮）”、“金紫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直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南阳郡开国公讳议潭”[22]。这两个题名不仅反映了张议潮、张议潭的官职结衔，而且是最早明确反映张氏家族封爵的材料。据学者研究，晚唐归义军张氏通常称南阳郡望，这与归义军张氏第二代传人张淮深因一平甘州回鹘之功于中和四年被唐朝授予“南阳郡开国公”封爵有关。由于张淮深得到唐朝封爵后的回赠与荫袭，其叔张议潮、父张议潭及其后辈张承奉的结衔中都获得了“南阳郡开国公”的爵号[23]。诗中“南阳一派应天恩”很可能即指归义军张氏家族得到唐朝“南阳郡开国公”封爵之事，“石壁题名”很可能即指最早出现张氏家族被封爵号的94窟张氏供养人的题名。《延锷奉和》第一首七绝既已咏及94窟，则此诗创作年代当不会早于94窟建成的时间。据学者研究，“94窟的建窟时间大约在乾符三年至文德元年（公元876—888年）之间”[24]。如果再联系张淮深在中和四年才得到“南阳郡开国公”封爵和他死于大顺元年的史实，便可断定“开凿第94窟的最大时间范围只能在公元994年至880年之间”[25]。据此我们也可推断：《延锷奉和》创作的时间范围在中和四年至大顺元年之间。
    《延锷奉和》第二首七绝所咏的史实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确定其创作年代。此诗前二句“东流一带凝秋水，略尽横山地色分”，是对莫高窟周围宕泉河水、三危山风景的描写。后二句“从此穿涉无虏骑，五年勤苦扫风尘”则显然是吟咏作者所处当时的史实，意谓经过五年勤苦的征战，从此河西一道再无周边少数民族的武装骚扰而畅通无阻。考之大顺元年以前张氏归义军时期的史实，只有两个时期的情况与此诗所咏相近，其一是张议潮于大中二年起义直至咸通二年（848—861年），次第收复被吐蕃占领的沙、瓜、肃、甘、凉等州后，使河西地区重新回归唐王朝版图的时期，其二是张淮深于乾符年间至中和年间征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平定占据河西走廊中间地带的甘州回鹘，使河西一道重新通畅的时期。但按以此诗所咏史实和创作背景，应当排除此诗作于张议潮时期的可能性。理由有二：一、张议潮于大中二年起义直至咸通二年收复凉州，期间东征西讨历十余年，远超过五年，此诗所咏与张议潮时期史实不符。二、P.2913《张淮深墓志铭》载，张淮深卒于大顺元年沙州政变中，“时年五十有九”。据此推断，与其父同时遇难的张延锷死时不会超过40岁，张议潮于咸通二年收复凉州时，张延锷至多不过10岁左右，自然不可能写出如此即事咏怀之诗。因此，可以断定《延锷奉和》当写于张淮深平定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甘州回鹘而使河西走廊保持安定通畅的时期。
    关于张淮深平定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甘州回鹘之事，传世史籍阙载，但根据近几十年来敦煌学学者对大量相关敦煌文献不断深入系统地整理研究的成果，现在已经可以基本廓清这一段史实。《资治通鉴》卷二五二记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八月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死，接载：“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鹘陷甘州，自馀诸州隶归义者多为羌胡所据。”自张议潮咸通八年入朝后即统领沙州归义军的张淮深，由于屡次向唐朝请求授予归义军节度使旌节未果，为了夺回乘唐朝乾符年间中原内乱、边防空虚而崛起的吐蕃、退浑、温末、回鹘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占领的归义军属地，以便向唐王朝邀功请赏，主动向这些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发动进攻。据学者考证为中和二年（882年）所立《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下文简称《张淮深碑》，此碑文残存于S.6161+S.6973+S.3329+S.11564+P.2762）[26]，其中记载张淮深自张议潮咸通八年入朝之后统率归义军的武功：
    靡获同迈，则秣马三危，横行六郡，屯戍塞天骄飞走，计定郊陲；斥侯绝突骑窥窬，边城缓带。兵雄陇上，守地平原，奸宄屏除，尘清一道。……心机与宫商递运，量达共智水壶圆。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四方犷悍，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列阶前而拜舞。北方猃狁，款少骏之劝駃蹄；南土蕃浑，献昆岗之白璧。
    这篇出自沙州归义军属下文人之手的碑文[27]，对其使主张淮深的武功虽不免有夸扬过甚的谀词，但也基本上反映了张淮深以智勇平定回鹘、吐蕃、退浑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使河西“尘清一道”的功绩。可惜的是这篇碑文记事比较笼统，我们只知上述所记大概为咸通八年至中和二年（867—882年）15年之间的史实，却难以确知其具体年代。为造于中和四年至大顺元年之间的张淮深“功德窟”——莫高窟第94窟而写的《张淮深造窟功德记》（P.3720V、S.5630，下文简称《功德记》）中则明确记载“时属有故，华土不宁”即乾符年间中原因王仙芝、黄巢起义而动乱时：
    公乃以河西襟带，戎汉交驰，谋静六蕃，以为军势。若乃湟中辑晏，劫虏失狼顾之心；渭水便桥，庶无登楼之患；军食丰泰，不忧寇。此乃公之德政，其在斯焉。加以河西异族狡杂，羌、龙、温末、退浑数十万众，驰城奉质，愿效军锋。四时通款塞之文，八节继野人之献。不劳振旅，军无〔□〕灶之徭；偃甲修戈，但有接飞之象。此乃公之威感，人皆俱瞻。
    将此《功德记》文与上引《张淮深碑》文比较后不难得出结论，二文所记当为同一时期的史实，即张淮深在乾符年间以后平定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保持河西地区安宁通畅。只不过《张淮深碑》作为世俗文书重在记其功，《功德记》作为佛教文书重在述其德。据学者考证作于中和四年的《张淮深变文》(P.3451)，还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中和三、四年间张淮深二平甘州回鹘的史实[28]。由于乾符年间至中和四年，张淮深为夺回被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占据的归义军属地而东征西讨，特别是由于他在中和三、四年间平定了扼河西走廊中间地带的甘州回鹘，此后一度保证了河西走廊的安宁和僻居西陲的归义军与中原唐朝的交往畅通无阻。敦煌文书中反映出自光启元年至文德元年（885—888年）之间，敦煌和内地相互派遣东来西往的使臣都顺利通过了甘州地区[29]，就表明了这一史实。
    由于张淮深在乾符年间至中和四年期间平定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维护河西走廊安定的功绩，此后他获得了唐朝的一系列封赏。中和四年，他被封“南阳郡开国公”爵号。文德元年，他终于获得了曾向唐朝屡次请求未果而期盼已久的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旌节[30]。P.2913《张淮深墓志铭》载：“乾符之政，以功再建节旄。特建皇华，亲临紫塞，中使曰宋光庭。”正反映了这一史实。对于自己的功绩和唐朝的封赐，张淮深本人一定是颇为得意的。因此，中和二年，由他授意在节度使衙内镌立了《敕授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中和四年至大顺元年间，他又主持在莫高窟开凿了自己的“功德窟”94窟，以彰显自己的功德。对于张淮深的功绩，当时沙州归义军治下的文人们更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歌功颂德，从《张淮深变文》对张淮深二平甘州回鹘的生动描述和热情讴歌，从《敕授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张淮深造窟功德记》对张淮深文治武功极力夸颂和过度赞美中，我们都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延锷奉和》二首绝句也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只不过由于作为归义军张氏家族的一员，张延锷在诗中还更多地流露出了一种为本家族自我矜夸和对唐王朝感恩戴德之情。
    上文已根据《延锷奉和》第一首绝句所咏史实考证出此诗当作于中和四年至大顺元年之间。如果再根据上述对于第二首绝句所咏史实的分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断此诗很可能作于中和四年的次年，即光启元年（885年）。理由有三：一、诗云“五年勤苦扫风尘”，由光启元年逆推五年是乾符六年、广明元年之间，此后五年恰是张淮深为平定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东征西讨的时代，与诗中所咏史实相符。二、诗云“从此穿涉无虏骑”，据学者考证作于中和四年的《张淮深变文》中记载当年张淮深一平甘州回鹘之功奏达唐朝后，唐王朝为行封赏，“上下九使，重赍国信，远赴流沙”，再结合上述光启元年至文德元年敦煌与唐朝使臣互相顺利往来的情况，表明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后河西走廊一度安定通畅，也与诗中所咏史实正相吻合。三、从上文分析可知，《延锷奉和》诗中对唐朝授予归义军张氏“南阳郡开国公”爵号表露出强烈的感恩戴德之情，表明此诗写作时间当距唐朝对张淮深封爵后不久。据邓文宽先生研究，唐朝对张淮深封爵在中和四年[31]：又据P.3451《张淮深变文》记载，天使到达时，“日藏之首，境媚青苍，红桃初熟，九醖如江”，表明正当敦煌本地季夏。而上文已经考明，由《七绝二首并序》与《延锷奉和》、《瑭彦不揆荒芜聊申长行五言口号》共同组成的《莫高窟纪游诗》作于中春时节。因此，综合上述分析，我们便可推断：《莫高窟纪游诗》很可能写于唐朝对张淮深封爵的次年，即光启元年（885年）中春时节。
    S.4654《莫高窟纪游诗》不仅显示出作者较高的文学水平，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而且反映了作者所处当时的时代风云，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另外，这一组诗与据学者考证作于张议潮起义的大中二年至咸通十二年（848—871年）之间的《敦煌廿咏》中的《三危山》、《莫高窟》一样[32]，都是现存最早吟咏莫高窟及其周围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的诗歌作品，对于研究古代莫高窟的历史状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而值得我们予以重视。
    　　三、附论
    在本文结束之前，笔者还想顺带简略地探讨与本文所论相关的两个小问题。
    其一，上文证明，《延锷奉和》第一首绝句中“石壁题名感圣君”之句咏及莫高窟94窟归义军张氏供养人题名。如果笔者关于包括《延锷奉和》在内的《莫高窟纪游诗》创作于光启元年中春时节的考证不误的话，那么，它或可作为94窟甬道供养人题记在光启元年春季业已写成的一个证据。
    其二，《瑭彦不揆荒芜聊申长行五言口号》这首五律诗的前三联均描写出莫高窟充满灵异、吉祥的环境氛围：“宝阁下云崖，灵龛万户开。涧深流水急，林迥叶风催。香露凝空下，祥花雪际来。”尾联则表达了作为敦煌本地文士的作者氾瑭彦对当时沙州归义军执政者的祝愿：“诸公燃圣烛，荐福益三台。”诗中“燃圣烛”指在莫高窟洞窟内的佛像前燃灯，这是在莫高窟的一项常年性的佛事活动[33]。“三台”即三台星，喻指三公。《晋书•天文志》上：“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台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开德宣符也。”据荣新江先生研究，在大顺元年以前沙州归义军执政者中只有张议潮一人具有三公称号（861—867年称司空、867—872年称司徒、872年以后追赠太保）[34]。那么，氾瑭彦写于光启元年的此诗中所指位列三公者当系何人呢？笔者以为，诗中所指具有三公称号者不可能指张议潮，因为张议潮死于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晚唐《莫高窟纪游诗》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