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晚唐,《莫高窟纪游诗》,新探

因此，《延锷奉和》的作者奉和第一位作者的2首七绝而不和韵是完全合乎中晚唐和诗创作风气的正常现象。
    〔十三〕“东流一带凝秋水”一句，项录作“东流一带凝禾水”。按：项录此句中“凝禾水”不词，当有误录，审原卷实作“凝秋水”。此诗之前七绝小序云“中春景气，犹布彤云”，其后五律诗云“祥花雪际来”，均系描写地处西陲沙漠戈壁之中的敦煌当地中春时节犹有风雪的气候特征，据此可以断定，这组诗写于中春时节，此句中“秋水”一词未用其本义。笔者以为，此处“秋水”当是喻指镜面。以“秋水”喻指镜面的用法习见于唐人诗中，如《鲍溶诗》卷六《古鉴》云：“曾向春窗分绰约，误回秋水照蹉跎。”“东流一带凝秋水”系描写莫高窟前的宕泉河水之景，意谓宕泉河水象一条带子一样向东流去，清澈的河水如同镜面泛着波光。唐代大历年间所立现存莫高窟的《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描写莫高窟“前流长河，波映重阁”，此诗之前七绝小序云“碧水流泉，绕金池而泛艳”，均系描写莫高窟前宕泉河水波光泛影之景，正可与“东流一带凝秋水”对宕泉河水的描写互相印证。
    〔十四〕“五秊（年）勤苦扫风尘”一句，项录作“五（夫）勤苦扫风尘”。按：项录此句中校“”为“夫”，但在考论中引文时又将“”校录作“年”（此“夫”字或系排校之误？）。审原卷背面此字抄作“”，当系讹写，而原卷正面抄作“秊”。“秊”，《说文解字》：“谷熟也，从禾，千声。”《字汇》：“古年字。”故此句当校作“五年勤苦扫风尘”。
    〔十五〕“瑭彦不揆荒无（芜）聊申长行五言口号”，项录作“又瑭彦不揆荒聊申长行五言口号。”按：项录此诗题中有脱漏，以致句意不明；《英藏敦煌文献》编者录此题为《瑭彦不揆第无聊申长行五言口号》，“不揆第无”不词，以致句意不通。审原卷此题实作《又瑭彦不揆荒无聊申长行五言口号》。诗题中“又”字系敦煌文书中常见的抄写者为表示所抄之上下文字之间的关连关系而附加的标志字，并非原文所固有，故校录诗题时可将其剔除。“荒无”即“荒芜”，“无”系“芜”之同音形近借字。“荒芜”本指田地杂草丛生，后也引申用以形容学识浅陋拙劣，此义习见于唐人诗文中。如白居易《偶以拙诗数首寄呈裴少尹侍郎，蒙以盛制四篇一时酬和，重投长句美而谢之》诗云：“投君之文甚荒芜，数篇价值一束。”P.2641《观音院主释道真修葺古窟峻工纪功诗并序》（拟）云：“余手亏翰墨，学寡三坟，不但（惮）荒芜，辄成短句。”本卷此诗题中作者自称“不揆荒芜”，也即“不揣浅陋”之意，乃是自谦之词。
    〔十六〕“林迥叶风催”一句，项录作“林迥叶风吹”。按：项录此句中“吹”字误录，审原卷此字实作“催”。《广韵》：“催，迫也。”《集韵》：“催，促也。”“催”与上句相对之“急”字义相近，使“林迥叶风催”与上句“涧深流水急”构成工稳的流水对，正合对仗的格律。又，“催”与此诗中的“开”、“来”、“台”三个韵脚字同属“灰咍”韵，而“吹”属“支”韵，与其他韵脚韵部不合，也可证录“吹”误，录“催”是。
    　　二、S.4654卷背《莫高窟纪游诗》作者、时代新探
    关于S.4654卷背《莫高窟纪游诗》的作者、时代，据笔者所知，目前唯有项楚先生在《敦煌诗歌导论》中作过简单的考论，其文不长，引录于下：
    以上四诗虽无作者署名，但第四首诗题中的“瑭彦”应即作者之名，而姓氏已不可知。据第一首次句“万里□家去且遥”，知作者并非本地人民（此“民”字当系“氏”字误排——引者按）。又据末句“报恩终不恨征辽”，知作者乃戍守西陲的将士，“征辽”是比喻戍边的说法。据第三首结尾“从此穿涉无虏骑，五年勤苦扫风尘”，则作者戍边已五年矣。这些诗歌或许作于安史之乱前，敦煌尚在唐王朝版图的时期。[14]
    项先生对于这组诗的作者尚未完全考明，对于这组诗的时代则推测“或许作于安史之乱前”，其依据仅限于诗文本身。笔者在依据诗文本身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参考了一些相关的敦煌文献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对这组诗进行了一番比较细致的考察后，对其作者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对其创作时代也得出了与项先生不同的结论。
    关于这组诗的作者，项先生已经指出《瑭彦不揆荒芜聊申长行五言口号》“诗题中的‘瑭彦’应即作者之名，而姓氏已不可知”。的确，“瑭彦”实为此诗作者之名，但其姓氏并非“已不可知”。另外，《延锷奉和》诗题中的“延锷”也系该诗作者之名。遗憾的是项先生录文中脱漏原卷中此诗题，以致未能指出此诗作者。据李正宇先生研究，本卷两个诗题中的“延锷”、“瑭彦”均为晚唐敦煌人氏，“延锷”即张延锷，是晚唐第二任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第四子，“瑭彦”即氾瑭彦（其名在敦煌文书中亦写作“氾塘彦”），是晚唐敦煌当地文士。[15]
    《七绝二首并序》原卷无署名，无法得知作者姓名，姑可称为“佚名作者”。诗序及诗句中却透露出了若干有关此佚名作者身份的信息，可使我们据以进行深入的追索。项先生认为“据第一首次句‘万里□家去且遥’，知作者并非本地人氏”，洵为的论。项先生又认为“据末句‘报恩终不恨征辽’，知作者乃戍守西陲的将士”，根据主要在于“‘征辽’是比喻戍边的说法”，对此笔者却有不同观点。这组诗作于晚唐时期（说详下文），据学术界对敦煌历史的研究表明，存在于晚唐以迄五代、宋初的沙州归义军，“除五代初一度号金山国外，一直是一个以节度使为最高统治者的地方政权”[16]，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晚唐时期唐朝曾向敦煌及其周围地区派驻戍边军队。由此推断，此佚名作者不可能是从内地来的“戍边将士”。笔者认为，此佚名作者当是一个由内地游方而至敦煌的僧人，根据即在于其所作《七绝二首并序》中多用释门语汇、典故，反映出了一个僧人的行迹和情感。
    诗序云“巡礼仙岩”，“巡礼”本是释门用语，此词习见于唐、五代诗文中。如中唐王建《题诜法师院》诗云：“三年说戒龙宫里，巡礼还来向水行。”晚唐司空图《赠信美寺岑上人》诗云：“巡礼诸方遍，湘南频有缘。”敦煌文献中也记录了许多晚唐、五代、宋初中外僧人东西往来巡礼的事迹，如S.5981写有鄜州开元寺僧智严在沙州巡礼圣迹留后记云：“大唐同光贰年三月九日时来巡礼圣迹。”S.529《同光二年五月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云：“今因巡礼圣迹，得寄贵封。”P.3931《中印度僧普化大师五台山巡礼行记》云：“诣西台顶，寻维摩对谈法座，睹文殊师子灵踪。巡礼未周，五色云现。”由此可知，“巡礼”是指僧人远行他方礼拜寺庙、圣迹等的一种修行活动。“仙岩”指位于莫高窟的“仙岩寺”（敦煌文书中又称“大圣仙岩寺”），此处代指整个莫高窟。佚名作者自称“巡礼仙岩”，表明他是一位巡游来到莫高窟礼拜的僧人。故当他来到“宕泉圣地”，就联想到此处“昔僔公之旧游”，看到“月窟神踪”，便感觉这里“仿中天之鹫岭”，分明表现出一位僧徒的思想情感。
    第一首前三句“三危极目耸丹霄，万里□家去且遥。满眼彤云添塞色”，是写佚名作者远行来到莫高窟所见中春时节雄浑壮观的边塞景色。末句“报恩终不恨征辽”则表现了一位僧人的信念。此句中的“报恩”一般很容易理解为是指世俗的“报君恩”，但上文已排除了佚名作者是“戍边将士”的可能性，故此处的“报恩”当不可能是指“报君恩”。其实此处的“报恩”是释门用语，其含义远比世俗的概念丰富，因为佛家本有“报四恩”之说。何谓“四恩”？S.779《诸经要略文》有一条明析的解说：“四恩者，一父母恩，能生己身，得有今生；二师僧恩，生我法身，以法施我；三国王恩，救我课没，水土草木，常以施我；四檀越恩，供给依食，济我身命。”此诗中的“报恩”具体而言当是指“报师僧恩”，即报答师僧“生我法身，以法施我”之恩。根据上文对佚名作者身份的推断和诗序、诗文中并未涉及戍边情事来判断，此诗中的“征辽”并非喻指戍边，而是用其字面本义，即指征途遥远之意。“报恩终不恨征辽”意谓作者为报答师僧恩而巡礼远方，努力修行，即使征途遥远、去家万里也终无所憾恨。
    第二首七绝全篇纯用释门语汇、典故，更加分明地表现出了作者作为一个僧人的活动和追求。前二句“今日同游上碧天，手执香积蹈红莲”，是写作者与人同游莫高窟时礼佛供奉的活动。“碧天”是极写莫高窟的高峻壮丽。“香积”此处指“香积饼”，即释门用以礼佛的供品，“手执香积蹈红莲”是写作者亲手向高踞于莲台之上的佛、菩萨的敬献供品的情景。此诗之前序言中和此二句的描写正可与武周圣历年间所立现存莫高窟的《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中下引一段描写莫高窟佛事情景的文字相参照：“每至景躔丹陆，节启朱明，四海士人，八方缁素，云趋兮赩赫，波委矣沸腾，如归鸡足之山，似赴鹫头之岭。升其栏槛，疑绝累于人间；窥其宫阙，似游神乎天上……幢幡五色而焕烂，钟磬八音而铿锵。香积之饼俱臻，纯陀之供齐至。极于无极，共喜芬馨；人及非人，咸歆晟馔。”此诗后二句均采用佛经中的典故。第三句“灵山初会应相见”系采用《法华经》所载释迦如来于其报身净土灵鹫山讲经说法之典，表现出作者对佛国净土的向往之情；第四句“分明收取买花钱”则正如项先生所指出的，系采用《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所述释迦如来于过去世舍钱买花以献燃灯佛，因得燃灯佛授记后来成佛之典[17]，表明作者对礼佛修行终获正果的期冀之心。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的重镇，也是佛教史上中西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中转站。东晋法显、初唐玄奘途经敦煌西行求法早为世人熟知。近年来，荣新江先生从敦煌文献中勾辑整理了12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1位晚唐、6位五代、5位宋代）[18]。笔者也曾探讨S.4654《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当是一位佚名僧人于后周广顺四年（954年）西行求法途经敦煌时所写作品[19]。本文所讨论的S.4654卷背《七绝二首并序》的作者是一位晚唐时由内地来到敦煌巡礼的佚名僧人，从“万里□家去且遥”、“报恩终不恨征辽”的诗句推测，其行踪尚不会以敦煌为终点，故很有可能他是在晚唐时代西行求法的背景下来到敦煌的。佚名僧人所写诗序采用四六骈文，遣词精工，藻采典雅；诗文写景状物，如在目前，即景抒怀，意境深邃，反映出了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诗中使事隶典，多采佛经，显示他精熟佛典，具备相当的佛学造诣。他游览莫高窟即兴赋诗，由敦煌贵公子张延锷和名士氾瑭彦陪同奉和，且对其出语谦恭，表明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高僧。
    一个由内地远行来到莫高窟巡礼的佚名僧人为自己在莫高窟的见闻所感发，“偶有所思，裁成短句”，写出2首七绝，同游的敦煌贵公子张延锷“奉和”2首七绝，同游的敦煌文士氾瑭彦也“不揆荒芜”写成五律1首，遂由3位作者同游莫高窟感怀酬唱而作的5首诗构成了这组《莫高窟纪游诗》。张延锷、氾瑭彦均系晚唐敦煌人氏，张延锷与父兄俱死于大顺元年沙州政变中，据此便可断定：这组诗创作年代的下限当不晚于唐末昭宗大顺元年（890年）。
    与《七绝二首并序》表现出一个僧人在莫高窟巡礼圣迹所触发的带着鲜明宗教色彩的情思迥然不同，《延锷奉和》2首七绝表现出了一个俗人由游览莫高窟名胜而引发的具有浓厚世俗意味的情思，因而也从中透露出了一些显示时代特征的信息。如果我们抓住这些时代信息加以进一步深入探索，便可对这组诗的系年获得更加清晰的认识。
    《延锷奉和》第一首七绝云：“南阳一派应天恩，石壁题名感圣君。功臣古迹居溪内，敦煌伊北已先闻”。显然，此诗旨在抒发作为晚唐沙州归义军张氏家族一员的张延锷由游览莫高窟人文景观所触发的对于本家族先辈非凡功勋的颂美和对大唐天子浩荡皇恩的感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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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莫高窟纪游诗》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