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晚明,天主教,佛教,冲突,影响

四、佛耶冲突的影响及文化意义  

官僚知识阶层的宽容和支持，为天主教的顺利传播大开方便之门，也使它在佛耶冲突中获得了较为主动的地位。这说明耶稣会士所采取的合儒策略是奏了效的。佛教对天主教的挑战虽然反应强烈，但总是被动而为；而且论争中很少有高明之士加入，其反耶没有提到一定理论高度，多半是愤激之言。如袾宏在给虞淳熙的信中说：“盖从此魔者，必非智人也。且韩、欧之辩才，程、朱之道学，无能摧佛，而况蠢尔幺魔乎？……今姑等之渔歌牧唱，蚊喧蛙叫而已。”[53]这种非理性的批评不但不能将敌手骂倒，反倒失去了佛教一向宽容大量的气象，为人所诟病。  

传教士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对二者论战的结果颇感满意，禁不住生出一种自信，进而对天主教在华的传播生出一种近乎盲目乐观的情绪。[54]在这种错觉的影响下，他们逐渐忽视了中国人宗教心理的复杂一面，对其信仰中的多神崇拜、圣贤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开始大加指责和排斥。利玛窦死后，继任的龙华民等人抛弃了尊重和适应中国国情的“利玛窦规矩”，强制教徒不得参加祭祖和祭孔，遭到许多士大夫及僧徒的激烈反对，由是而有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55]的发生，教会事业一时受挫。  

总的说来，这是一场正统儒家知识分子反天主教的斗争，但究其根源，却又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当时一位长居澳门的耶稣会士认为，教案发起人沈  与一个佛教僧侣为密友，这个僧侣写了一篇向基督教发难的文章，遭到徐光启的驳斥，因之沈想借机为其友报复。而另一在教案中直接受到冲击的会士谢务禄也批露说，沈  收受了一位和尚的贿赂约一万克郎金币，后者要他将传教士赶出中国。[56]这些说法并未见诸其时中文史料，因而或属谣传。但是，这样的言论之能出现，却反映出当时佛耶对立的紧张状况。如上所述，晚明佛耶之间存在着尖锐冲突，天主教一直将佛教视为传教中的一大阻力，因而一遇挫折，便会自然联想到可能与佛教的破坏有关；另外，南京佛教势力较盛，僧侣与士大夫往来较多，部分官僚深受僧侣反耶倾向的影响，所以耶稣会士担心或怀疑教案中有佛教因素的搀入也不无理由。上述说法正是其对佛教疑惧心理的曲折表现。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佛教确是阻止天主教入华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不可否认，明末天主教在与佛教的冲突中一直处于上风，但这并不说明它对后者取得了胜利。因为，它对佛教的了解极为贫乏，批评也多非理性，未能在理论上压服佛教；此外，它在冲突中的这种相对优势并没有持续多久，终究未能取代后者，成为中国文化之一翼。佛教在中土传衍已逾千年，它与儒、道二家鼎足而立，形成近世文化的三极稳定结构。宋明以来，佛教的世俗化和民间化使之日益成为广大下层民众的精神归宿，在民间具有更为广泛的号召力。如果说儒家是中国官方文化的代表，那么佛教可算是民间文化的代表。天主教进入中国，面临着来自官方和民间这两个方面的阻力，要长久传行，必须与两方面的文化代表都加以调和。然而当时的耶稣会士们只注重与官方的适应和融通，将重点放在儒家知识分子身上；而将代表民间的佛教置诸一旁，甚而为迎合前者，对后者采取了激烈的排斥。这一做法最终影响了它在民间的发展。天主教最终未能融入中国文化，与它在对待民间文化和佛教文化之策略上的欠缺不无关系。  

然而，这种欠缺还得与它对中国文化的根本态度联系起来。如前所述，它在传教之初积极附会和联合儒学，但这只是策略性的、暂时的，是基于现实压力而被动地采取的传教手段，而非自觉主动地认同儒学，它并没有象佛教那样从理论高度上与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融合，如果它真的融儒，也必然会融佛，而不会激烈排斥它。可以说，缺乏理论上的真正融合，是天主教不能融入儒、释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主要原因。而理论上的无法贯通，又可归诸天主教在对待整个中国文化态度上的宗教或文化不宽容主义。宗教不宽容实是阻碍中西文明会通的根本因素。直到近世，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面临着这一问题。同样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什么佛教能够最终适应中国文化并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而天主教和基督教却不能如此，始终徘徊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外？通过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这场斗争，人们或许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1]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60页。  

[2]《天主实义》第三篇，清同治七年（1868），慈母堂版。  

[3] 详参《天主实义》第五篇。  

[4] 同上，第七篇。  

[5]《利玛窦中国札记》（以下均略作《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365页。  

[6]《札记》，第439页。  

[7] 同上，第500页。  

[8] （清）天下第一伤心人《辟邪纪实》卷下《案证》，同治辛未季夏重刻本，第二页。  

[9] （清）张尔歧《嵩庵闲话》卷一：“玛窦初至广，下舶，髡首袒肩，人以为西僧，引至佛寺。”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六十五年七月版，第九页。  

[10]（明）沈德潜《万历野获编》卷三十《外国·大西洋》谓：“盖天主之教，自是西方一种释氏。”中华书局，1959年，下册第784页。  

[11]《札记》，第173页。  

[12] 许大受《圣朝佐辟自叙》，徐昌治《圣朝破邪集》卷四，（和刻影印）《近世汉籍丛刊》第四编《元明佛教篇》第14册（下简称《丛刊》四—14），东京中文出版社，11325页。  

[13] 云栖袾宏《竹窗三笔》，上海涵芬楼影印本，第十页。  

[14] 圆澄《慨古录》，转引自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0页。  

[15]《札记》，第237页。  

[16] 真可在万历年间事关太子废立的“妖书案”中，被诬入狱而死。德清则因卷入宫廷中帝后斗争，被万历帝以私创寺院罪流放岭南。《札记》中也述及此事，详439—440页。  

[17] 其事可详参《札记》，第439页。  

[18] 唐宋以后，佛教已完全中国化，禅宗等为其代表，民间和士绅阶层中信其教者极众。伊斯兰教等虽也入华数百年，但其影响和势力极微。  

[19]《札记》，第441页。  

[20] 云栖袾宏认为：“儒主治世，佛主出世”。二者“不相病而相资”，佛教能“阴助王化之所不及”，儒学可“显助佛法之所不及”。见《竹窗二笔》第五十三、二十一页，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21]《圣朝佐辟自叙》，见《丛刊》四—14，第11297页。  

[22] 艾儒略《三山论学记》，见《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一册，第437页，（台）学生书局，中华民国五十五年。  

[23] 敦煌本《坛经》，转引自方立天《佛教哲学》，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71页。  

[24] 智旭（化名：钟始声振之）《天学再徵》，《丛刊》四—14，10877页。  

[25]《坛经》，转引出处同注29。  

[26] 释通容《原道辟邪说》，见《丛刊》四—14，第10960—10961页。  

[27]《竹窗三笔·天说一》，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28] 此书辑入《辩学遗牍》中，人多以为是利玛窦所作，实则不然。袾宏《天说》四则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问世时，利氏已殁五载，不可能对此作出答复，必是教中人假利玛窦之名而作。张广湉对此早有说明，详《圣朝破邪集》，《丛刊》四—14，11551页。  

[29] 见楼宇烈等编《中外宗教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3页。  

[30]《天主实义》第一篇。  

[31]《天主实义》第五篇。  

[32]“天主生是天地及是万物，无一非生之以为人用者。”见《天主实义》第五篇。  

[33] 见《辟邪集》卷下，《丛刊》四—14，第11006—11007页。  

[34] 见徐昌治编《圣朝破邪集》，《丛刊》四—14，第11603—11604页。  

[35] 敦煌本《坛经》，转引自方立天《佛教哲学》（增订版）第27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36] 密云圆悟《辩天二说》，《丛刊》四—14，第11519页。  

[37]《天主实义》第五篇。  

[38]《竹窗三笔·天说二》。  

[39] 引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10页。  

[40] 有些学者如徐宗泽认为冯应京曾入教（论见徐之《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卷一《绪言》）；而孙尚扬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中认为冯未曾入教，并于此有详细考述。证之利玛窦《札记》页431，冯应京意欲受洗，不幸染疾而逝，未能领洗，故此据孙说。  

[41] 见《徐光启集》，王重民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下册第432页。  

[42]《基督教与明末儒学》，第149页。  

[43] 同上。  

[44]《代疑篇》卷上《答有天堂有地狱更无人畜趣轮回条》，见《天主教东传文献》，（台）学生书局，民国七十一年再版，第513—514页。  

[45] 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209页。  

[46]  应京《天主实义序》，见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第329页。  

[47] 黄贞《破邪集自序》，见《圣朝破邪集》卷三，《丛刊》四—14，第11261页。  

[48] 许大受《圣朝佐辟》，见《圣朝破邪集》卷四，《丛刊》四—14，第11365页。  

[49] 黄贞《破邪集自序》谓：“然始也，保守身家者多，敢辟者少，求之既如逆浪行舟，高明特达者微，阻障者众。”就很能说明排耶者所处逆境。同上书，第11261页。  

[50]《基督教与明末儒学》，第153页。  

[51] 其事详见《札记》第四卷第六章；赠诗详见李贽《焚书》卷六，中华书局，1975年。  

[52] 分别见《札记》第四卷第十章、第五卷第二十一章，387页、623—633页。  

[53] 见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1987年，第121页。  

[54]《札记》第446页：“人们可以很容易断定，中国人是多么倾向于接受基督教，一如人们也能断定的，根据现在中国新生教会的春天的蓓蕾，就可以指望未来获得收成。”  

[55]“南京教案”是由礼部侍郎沈  在南京发起的一场排逐天主教士的斗争。沈  上疏万历皇帝，力主排耶；又通同本部尚书方从哲等人，以先斩后奏方式，于七、八月间两次包围南京教堂，逮捕传教士和华人信徒多人。此后万历帝下令封闭天主教堂，传教士多人被驱逐出境。  

[56] 见张铠《庞迪我与中国》，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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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