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晚明,天主教,佛教,冲突,影响

 
三、冲突中的士人阶层  

在佛教和天主教的论争和冲突中，士人阶层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不难理解，天主教欲传行中国并立足，必须获得官僚知识阶层的认可；而佛教在这一新来宗教势力的冲击下，要巩固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固有地位，也得借助士林的帮助。因此，官僚知识阶层就成为二者争取和仰赖的重点对象。而他们对待佛、耶二教的态度大体可分为三派：  

崇耶反佛派，包括部分皈信天主教的士人官僚，如瞿太素、李之藻、徐光启、杨廷筠等，以及一些虽未入教但接受了天主教诸多观念的知识分子，如冯应京[40]等。徐、李、杨并称中国天主教“教内三大柱石”，他们与利玛窦等交谊甚笃，对基督教理念及西方科技知识倍感兴趣，认为它“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41]。冯应京对天主教也评价甚高，认为它可以疗治当时弥漫于世的玄虚之病，有助于恢复古圣敬天事天之实学。[42]在佛耶论战中，他们积极出力，以辟佛为己任。徐光启在《辩学章疏》中批评说，佛教自入中土以来，不但没有起到净化人心的作用，反而杂学并收，宗派林立，违背圣教，使人无所适从。[43]杨廷筠认为佛教的天堂地狱之论只是就人们肉身的苦乐而言的，而“吾所谓天堂，非佛之天堂；所谓地狱，非佛之地狱。”佛教所谓天堂地狱，只是解决了人们肉身享用的问题，[44]并不能满足他对个体灵魂得救的终极关怀。在他看来，人死后，精神性灵魂所得到的苦乐比佛教所说的肉身苦乐要深刻得多。[45]冯应京欲借天主教来会通儒家实学，所以也力陈禅学空谈误国之弊，认为它使人们“内乐悠闲虚静之便，外慕汪洋宏肆之奇，前厌驰骋名利之劳，后慑沉沦六道之苦，”不复以经世为己任，造成士风颓丧、国家沦落。[46]  

由于这些人大都身居高位（徐在天启朝为阁老重臣，李作过太仆寺和光禄寺少卿，冯曾任职湖广佥事司），影响很大，故在天主教传播过程中，他们的支持和保护起到重大作用。如1616年南京教案发生后，徐光启上疏万历皇帝，为耶稣会士辩护甚力；杨廷筠在钱塘也多邀教士寓居其家，使天主教力量未遭太大损伤。至风潮渐息，徐光启等又请延西士教习练兵造炮之术，并力荐之入官定修历法，为天主教在天启、崇祯两朝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崇佛黜耶派，指那些尊尚佛教、反对天主教的士绅官僚。较著名者有虞淳熙、黄贞、许大受等。虞淳熙曾致书利玛窦进行过辩论；黄贞号“去惑居士”，专以辟邪为己任，广结士子僧徒，“极力激劝，乞同扶大义，乃奔吴越之间”。[47]又广收士僧批耶言论，编为《破邪集》，以去惑黜邪；许大受自称“德清后学”，批评耶稣会士“夷说鄙陋，尚远逊于佛”，又主张“三教决不容四”，[48]将天主教排逐在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文化体系之外。此外，还有一些人以维护儒学正统自任，也曾排抑过佛道，但在反天主教的立场上却与崇佛诸人保持了一致。如邹维琏在天主教入华后，联合居士僧徒共同反对传教士，他认为耶教活动比佛教对中国的危害更大。然而上述诸人的反耶没有对天主教的在华传播造成真正威胁。一则他们多为普通官僚士绅，影响不大；二则真正激进排斥耶教的人在当时并不太多，形势在总体上有利于天主教。所以他们的排耶行动困难重重。[49]  

中间派，这是人数最众的一派，他们对天主教能持一种宽容和接纳的态度，对佛教也并不反对和排斥。士大夫上层除各别崇耶和黜耶者之外，几乎都属此列。他们的态度又可分为数个亚类：一类是尊重耶教但不力辟佛教者，如东林党魁叶向高等。他们与耶稣会士多有接触，对天主教理论也有些了解，但更令其感兴趣的是由传教士带入的西洋科技和能与儒家经世观念相合的学理知识。比如叶向高对天主教予以肯定的地方就“只限于能与儒学拟同的范围”，表现出一种“冷静的理性主义”态度。他们还试图融会二者，引西学以为中用。[50]另一类是尊尚佛教但不黜抑天主教者，以李贽为代表。李贽是晚明有名的狂禅，思想性格颇受佛学浸染，晚年遁入佛门。然而他对天主教士持相当友好的态度，曾三次面唔利玛窦，并题《赠利西泰》诗一首，[51]对利氏有颇高评价。还有一类官僚如万历时首辅沈一贯等，对佛、耶二教没有明显好恶之情，但对之“咸与晋接”，并不排斥。总之，对天主教表现出友好姿态的中间派人士多是些名公巨卿，在官僚士绅中居于上层地位，社会影响相当广泛。他们中许多人对天主教多有帮助，如李贽曾为利玛窦修改过上万历皇帝书；叶向高曾在利玛窦去世后，为之申请墓地获准。[52]可以说，没有这一派士大夫的宽容甚或支持，天主教要立足中国并顺利传行是很成疑问的。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