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藏传佛教,海内外,佛教,艺术

　　格鲁派约在公元15世纪传入云南。公元1580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接受云南丽江纳西族木土司的邀请到达康区的巴塘、理塘一代传教，并在当时属于木土司辖区的理塘主持建立了理塘寺。至清初，格鲁派在云南中甸、德钦、维西等地已具相当规模，并发展到宁蒗、永宁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格鲁派从传入之时起，就和当地的世俗统治阶级紧密联系，与当地封建土司政权相互依存，逐渐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寺院经济，进而发展成为该地区社会中独立的寺院集团势力，对云南各民族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藏传佛教的其它任何一派。云南格鲁派的主要寺院有：中甸归化寺、东竹林寺；德钦县德钦寺、红坡寺；宁蒗县扎美戈寺……等等。
　　在云南纳西族和普米族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凡自然灾害、患病、丧葬、出行、修房盖屋等，都要请僧人念经作法事。凡有男儿的家庭，也都要送1至2名男儿削发当喇嘛；多数家庭建有自己的小经堂，供家庭进行佛事活动之用。此外，他们的衣食住行以及生子命名、宗教节日等方面亦都不同程度地受有藏传佛教的影响。
　　除蒙古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外，还有土族、门巴族、白族、傈僳族、羌族、阿昌族、怒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也都主要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这些民族中，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形成了一整套制度，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这些民族处于社会内部部落割据、外部有强大入侵势力压迫和威胁时，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它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对于统一内部、抵卸外辱、维护民族的生存和繁衍，以及保留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都无容置疑地起过积极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的统治者也曾对藏传佛教发生了兴趣，并以藏传佛教为一些统治集团的信仰宗教。可以说，藏传佛教对中国社会、历史、政治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历史上，曾建立过西夏王朝的党项人与吐蕃交往密切，今西夏古都——哈日浩特（黑城）遗址中，残留着一些依稀可辨的藏传佛教建筑遗迹，其中一座保存较完好的覆盆式喇嘛塔，可让我们推测出当年藏传佛教较早在这里出现的状况。
　　历史上的元朝，是把藏传佛教奉为国教的朝代。元朝统治者封藏传佛教萨迦派第4、5祖为帝师，蒙古社会上层也皈依了佛教。藏传佛教在元代统治者的倡导下迅速扩大影响，并在中国不少地区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元代留下的文字记载中，历代元朝皇帝曾聘封14位藏族藏传佛教高僧为帝师，朝廷各大事务，都经过喇嘛的卜算、祈祷。可见藏传佛教对元朝统治者的影响之大。
　　明代，中央政府与藏传佛教的领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朝初途时期洪武五年，明太祖朱元璋遣使臣册赐藏地宗教领袖章阳沙加灌顶国师称号。此后又不断派遣使臣去藏地进行贸易和联络佛教事宜。
　　明惠帝继位后，也曾派宦官候显和内地智光和尚到西藏，特请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得银协巴到南京，为他的父母——朱元璋夫妇荐福。明惠帝赐予得银协巴喇嘛“如来”的封号，并封他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使他一跃为藏区宗教首领，加之后藏地方势力的支持，一度夺取了拉萨传召大会的主动权，其声势显赫一时。
　　大明永乐皇帝也曾派遣使者专程赴西藏迎请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宗喀巴申明了进京的诸多碍难，使者回京向永乐皇帝进表后，明成祖表示充分理解，又降旨“诚如所述，法王不能亲临，但需请一位与法王无别之国师光降。”法王宗喀巴遂从众多学政兼具的弟子中遴选释加益西为代表，祥细教导一切行止事宜。释迦益西到内地时，正值皇帝身染重病。尊者释迦益西设法为他医治，并予以灌顶，皇帝疾病立即全愈。佛的无边法力，使当朝君臣虔诚信奉，都认为是法雨普降。于是明成祖命在五台山上建大寺5座，在寺中广布藏传佛教格鲁派修行之法。并在皇宫御花园一侧，修建了法渊寺，弘扬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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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在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