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佛教美术,美术

佛教美术之起源
　　　　佛教于二千五百余年前发生于印度，当时印度思想界百家竞起，但有一共同目标，即趋向于“人生的究竟”之寻究。因印度地处亚热带，万物发育至速，生灭无常，触处可感，故易有解脱———即超越现世的思想之发生。此类思想不外两种归趣：一、乐观者主纵欲，二、悲观者主苦行，但均违背人性。时有释迦族悉达多（一切义成之意）主张不偏著苦乐之中道，其后悟道，称为佛陀（觉者），亦曰释迦牟尼（意云释迦族之圣人）。佛教由是产生，一时流行甚广。其思想渗入各种文化界，美术自亦受其影响。据现存之记载，当时佛教徒居住之僧伽蓝（寺院）最著名者祇洹（在舍卫城）、竹园（在舍卫城）两处，其装饰所用雕刻绘画，均极富丽堂皇。又传说，释迦牟尼讲道其间，一日忽有感于弟子辈之懈怠，乃方便隐居他处。于是，信徒出爱王系念不置，其臣下乃为设计用栴檀木雕成五尺高之佛像；同时，又有信徒胜军王，亦用紫磨金为佛铸像，是二像即后来佛像之始祖云。但当时遗物现无存者，此等记载复有后人附会之嫌，未可遽信。佛教美术之真正起源固当另寻之也。
　　　　佛灭度后，纪念建筑物有窣堵波（音略为塔），是即积土堆成之坟墓，所以贮佛遗骨（舍利）者，其结构与通常坟墓异。传说佛在世时，自以随身各物指示门徒以作法，即先双折尼师坛（坐具毯子）平铺于地，上覆以钵，再竖立锡杖。后来之塔即依此式造。因供人礼拜，周有绕道，其礼拜之俗，乃自左而右环行，谓之右绕。道外围以栏楯，出入处有天门，材料初用木，后改用石，有如我国之牌坊然，其上均加以雕饰。佛教美术实由此而起（通常亦以阿育王巡礼佛迹所建立石柱为最古之佛教美术品，但此等仅与佛教有关而已，非纯粹之佛教美术也，今不举之）。从现在遗迹观之，在佛灭后三四百年（即西历纪元前一二世纪），中印度跋尔呵多及珊祇二地所建之大塔，实可谓为代表之作。此二塔之雕刻，除纯粹装饰形象外，又直接应用佛教材料，即佛之本生（过去行事）与佛之行迹（现在一生行事）。本生者，佛徒以为生命永久相续，故佛之实践亦不限于一生，乃从所规定之六种德目———施、戒、忍、勤、定、慧（即六度），历世修行，无所不用其极。且视人与禽兽虫鱼生活相通，故本生多有以禽兽等说之者。塔上雕刻此类题材，概从写实，栩栩如生。试举一例，如雕鹿王本生，即表示实践六度中之施度。谓昔有暴君嗜食鹿肉，鹿王见群鹿因此时遭残杀，非常伤痛，乃与君约，愿每日自送一鹿供膳。一日，鹿王亲来，惊问其故，答云：今日应值者为一母鹿，适怀妊，不忍其母子俱就死地，愿以身代。君大感动，以为尔兽也，而具人性，我人也，反存兽心，从此遂不再食鹿云。诸如此类之题材，均藉人物以表现一种理想。至于雕刻佛之行迹，则纯用象征方法，如以小鹿象征佛之诞生，以马象征其出家，以菩提树象征其成道，以法轮象征其说法，以塔象征其灭度，完全无佛本身之像。由当时雕刻之技术云，雕刻人像并非难事，而故意避开，别取象征法代之者，或系出于对佛之崇敬，以为佛之形象圆满无可比拟也。是亦一种理想主义之表现。
　　　　上述跋尔呵多及珊祇二塔之雕刻，已可见佛教美术之权舆。此外，西北印度尚有另一源泉。约西纪前三三〇年顷，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率军东征，既侵波斯，下掠印度河流域，更欲进而席卷恒河两岸，因兵士厌战，班师西归，但由是有一部分希腊人暂据大夏地方，渐成殖民地，其后并建立王国。希腊文化本富有调和性，留大夏之希人被印度所同化，亦多有信佛者。佛灭后三百余年，即西纪前一五〇年顷即位之弥兰陀王，尝与那先比丘问答佛法（今有《弥兰王问经》记其事。此经大同我国旧译《那先比丘经》，为印度文学之珍品），深信仰之。当时希人殆感觉象征方法不足表示对佛之崇拜，乃不拘传统，取范于希腊阿波鲁（日神）之像，试为佛像，遂别开风气。今据残存之遗物观之，此种佛像特点颇多。首部隆鼻深目，直瞪而前视，前额与鼻梁汇成一线。又束发如希腊贵族状，眉间有右旋白毫，唇上有微髭。衣服质地特厚，著法自右而左拂肩上。衣褶即以右肩为中心，成波浪形而下行。雕刻刀法作浅露表现，成式。衣服下边成锯齿形，毫不整齐，均与印人习俗不同。又佛像首部后光不加雕饰，坐像座子亦甚简单。此种雕法既经成功，即以犍陀罗地方为中心传播各地，因谓之犍陀罗式。其佛教绘画当亦别成一式，惜无遗物可征。至建筑方面，塔之形状亦大加变化，本为圆形者，改为方形及多角形，材料用土石者，改用木材，形状乃益变化自由，塔层亦增多至三五重，其式即我国通行佛塔之所本。至最著名之迦腻色迦王大塔（旧称为雀离浮图，或百丈浮图），塔身十三层，高三十丈，塔顶相轮十三重，高七十丈，北魏洛阳永宁寺即尝仿之建百丈大塔云（见《洛阳伽蓝记》）。此皆佛教美术之另一源泉也。

佛教美术之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