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敦煌,佛教,灵应,故事,综论

四、敦煌佛教灵应故事研究的意义
　　灵应故事的流传并非敦煌地区所独有，且时代也早在六朝即产生。敦煌文献中的佛教灵应故事，就量而言，远不如藏经史传部、目录部所收录及唐、唐临《冥报记》，宋、李昉编《太平广记》等载录的多，然其特质，带给整理者相当的研究意义，兹举其荦荦大端如下：
　　（一）可丰富唐五代佛教小说的内容
　　敦煌是唐代西陲的交通重镇，中西文化交流的孔道，中土文物，快速传播。然中唐以后，时为土蕃占领，后为归义军治理，交通时隔，文物流传不易。基于此一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敦煌文献中所保存的灵应故事，也就有中原地区流传去的，同时更有敦煌地区所产生的。中原传去的大都见存于佛教史传感应记的，当然也有为现存感应记诸书所未载的。而敦煌当地所产生的则大抵为未见于其他载录。因此，敦煌写本佛教灵应故事的整理与研究，由文献的角度看，至少可丰富唐五代佛教小说的内容。如P。2094《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十九则故事中，第八则“隋僧灵寂事”、第十三则“天水郡司法王绰事”、第十四则“朱士衡不敬三宝事”均未见于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孟献忠《金刚般若集验记》……等书。其它如《黄仕强传》、《还魂记》“道明和尚入冥故事”……等以及敦煌地区所产生的灵应故事，如《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忏悔设斋感应记”等均为后世所不传，当可丰富唐五代佛教小说的内容。 
　　即使故事见于其他载籍的，然因传说记叙，故事多有详略，情节亦见歧异，且文字亦多所异同，亦具校勘及比较研究之价值。
　　（二）可觇灵验故事并经流传的原貌
　　专为鼓吹抄造持诵某一经典的灵应记，后世流传的相当多，不论《观世音灵验记》、《法华验记》、《金刚经集验记》……等佛教灵应故事的集录，乃至《太平广记》一类小说的编辑，大抵多是“辄闻所录，集为此记”。因此，灵应故事附经流传的情形，后世则不易见。
　　敦煌写本所保存的灵应故事，则每见附经流传，如P。2094《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十九故事抄撮在《金刚经》经文前；《黄仕强传》抄录在《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经文前；《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抄录在《金光明经》经文前。且故事与经文字体相同，行款一致，似视故事与经文为一体。其互为表里的作用极为明显。后世故事经文分立别行，而经文流行之因由与灵应故事的地位，遂不复如当时之重要。试看房山云居寺石经第八洞有唐刻《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其正面即刻有《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故事首尾俱完，计13行，行约112字。首题：“《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后有：〈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叙〉，《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可知此灵应故事当时受到重视的一斑。从敦煌写此类并经流传的灵应故事，可以窥见当时此类鼓吹抄造持诵专经的灵应故事并经流传的原貌。
　　（三）可资考察佛教疑伪经形成的原因
　　佛教经典卷帙繁多，流传过程每因为求方便而有所抄撮节录，或截取精华章品，以利讽诵修习。更有基于求取消灾、解厄、救护、延寿等现世利益而专择有关品第者。如《妙法莲华经》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由大经中摘录流传，进而以单品改易篇题，形成另一经典，如《高王观世音经》等后世所谓的伪经。
　　敦煌写本P。3916、P。3239有《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卷下》，虽题为“经”，然实乃灵应故事。 
　　按：此经名《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分上中下三卷。上卷题为《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卷上》，尾题省称作《佛顶心观世音菩萨经卷上》；卷中题为《佛顶心观世音菩萨疗病催产方卷中》，卷中尾题省称作《佛顶心观世音菩萨经卷中》；卷下题为《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卷下》。此经藏经未收，历代史志目录不载。然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藏西夏文佛经则见有：《佛顶心陀罗尼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治病生□法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日本藏西夏文亦有《佛顶心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经》。 
　　又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秘藏中见有完整的《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6］。此外，房山石经中，亦见有金代皇统三年（1143）七月十三日，由施主奉圣州住人李阿安为生身父母及法界含灵施造的《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经》三卷，共刻四石七纸。此经无撰译者姓名，每纸经题之下亦无帙号，当不入藏。
　　晚近陈燕珠《房山石经中辽末与金代刻经之研究》一书中有云：
　　此经未载于各藏，应是古代僧人节录智通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或菩提流志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之部分经文与部分陀罗尼、再行增润而成，它是借经附会、用以治病或方便修持度化的疑伪经。［7］
　　《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原为《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的灵应故事，因附记在经后以为见证，并宣扬鼓吹《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之神验，后经增润改易，形成另一三卷经典《佛顶心观世音菩萨陀罗尼》。其卷中的“疗病催产”，卷下的“救难神验”，均属与现世利益有关。此乃佛教中国化、民间化、世俗化的必然现象，也是中世疑伪经形成的主要原因。［8］
　　（四）可藉以考察民间佛经流行的情况
　　敦煌写卷《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等一类作品，记录了受持、读诵、讲说《金刚经》而得到救护、复活、延寿或灭罪等神奇灵应功德的见证。将此类灵验功德的见证，抄撮安置于经前以流通散布，其突显现实的利益，极具劝诱作用，此种手法，在佛经流传的初期经常被用来鼓吹抄写、受持、读诵的。如讲温州治中张居道还魂故事的《金光明经忏悔灭罪冥报传》，抄在《金光明经》前［9］，视为经文，一并流通；《黄仕强传》则抄在《普贤菩萨证明经》前［10］，一并流通等情形。对于此经的推广，实具推波助澜之功。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十〈历代众经应感兴教录〉序文有云：
　　......三圣敬重，藉顾复之劬劳；幽明荷恩，庆静倒之良术。所以受持读诵，必降征祥；如说修行，无不通感。［11］
　　因此，经由灵应故事中受持、读诵经典的考察，并参照译经与讲习的情况，将可掌握佛典的流传与发展的历史脉络。试举《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及《金光明经忏悔灭罪冥报传》为例，说明如下：

　　1。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
　　《金刚经》的普及与抄本流通量之大，原因之一，即在于此经的持诵功德。所谓“持诵”，是反复念诵某种词语，有持名念佛、持咒、诵经等。佛教徒诵经是属于念诵入定法的一种。一般以为佛经乃佛陀亲口宣说，具有无限神力，大乘经典中尤多处宣说读诵受持大乘经典的功德。因此，乃有专以诵经为主要修持目的。他们往往限定遍数，长期甚或终身反复地读诵一经，更在读诵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进入静定。在历代佛教史传中不乏由诵经而入定、开悟之事例。 
　　在《金刚经》的经文中一再强调“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从盛唐孟献忠《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所引《金刚般若经灵验记》亦包含有〈救护篇〉、〈延寿篇〉、〈灭罪篇〉、〈神力篇〉等故事的流传，可见当时信徒对《金刚经》持诵功德的重视情形。
　　《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或称《金刚波罗经》，意谓以金刚不坏之志与大智慧之心乘渡彼岸。它是佛经中流行最广的一部，也是大乘经典中最为重要的一部。更是中国禅宗藉以弘扬的主要经典。 
　　从五世纪至八世纪的三百年中，曾经八译，不难看出此经流行之情况与佛学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禅宗自梁？菩提达摩于嵩山少林寺开创，始奉宋？求那跋陀译的《楞伽经》为印证，传法慧可、僧灿，隋唐之际，四祖道信参以“般若”法门，其后五祖弘忍以《金刚经》授徒，时劝僧俗持诵。唐咸亨年间，惠能因鬻柴弃学，不识一字，由闻诵《金刚经》而感悟，乃投五祖门下，因得弘忍传授法衣，遂为禅宗“六祖”。惠能倡导顿悟，不专坐禅，对于《金刚经》更加推重，禅宗因之弘大炽盛，《金刚经》也因之更加普遍流传［12］。此外，唐玄宗曾御注《金刚经》，这对《金刚经》的普遍流行是有绝对的作用，陈祚龙〈关于李唐玄宗御注金刚经〉中即云：“玄宗的御注和张九龄的请推行内外传授，使《金刚经》的流行，在当时如日中天，佛门弟子竞相读诵传抄，法师高僧们，登座敷演，以应圣举，是很可能的事实。”［13］
　　从《高僧传》中的〈诵经篇〉与《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的〈读诵篇〉，对各高僧所读诵的经典做一考查，亦可持与写经流通的状况相互映证。
　　此三高僧传所代表的时段，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三个主要时期。第一期：西元五一九年以前，第二期则为五一九到六六五年，第三期则是六六五到九八八年。就上表而言，《法华经》是各时期均流行的经典，《维摩经》盛于中期，《金刚经》的诵读则特别盛行于后期，即唐高宗至宋真宗这个时段。 
　　唐代《金刚经》盛行的情形，我们可从敦煌文献中所保存的有关《金刚经》的资料，显现着写本多、注疏多、印本多，以及《金刚经》的俗讲经文与有关《金刚经》的赞颂等文献［14］，似乎可以得到相当的反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在敦煌的佛教经典中也占大多数，属于最为通行的五部大经之一。在敦煌遗书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写本数量之多，可说仅次于《妙法莲华经》与《大般若经》，而八种译本中，以后秦鸠摩罗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通行，其他译本为数甚微，为数均不超过十件。 
　　除了写本多之外，《金刚经》的注疏，数量也相当可观，仅依一般藏经目录所载，即多至六、七十种［15］。此一现象，实非其他佛教经典所能比拟。敦煌写卷所保存的《金刚经》的注疏一类写卷，也多达八、九十号。不仅有各种不同译本、写本、注本的流传，同时还保存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刻本。英藏有题记“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刻本《金刚经》，为今日印刷史上极为宝贵的资料。此外，巴黎藏敦煌遗书中也有唐代书法名家柳公权书写上石的拓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另外，北京、伦敦、巴黎均藏有五代“西川过家真印本”的《金刚经》。凡此种种，在在证明了唐五代敦煌僧俗竞相抄写读诵此经的盛况。 
　　今所知见敦煌写本有关《金刚经》的题记，根据池田温编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16］可以判断抄写年代的相关写卷，计有九十件。唐以前仅有二件，均为隋代。其分布的年代为：七世纪20件；八世纪26件；九世纪18件；十世纪27件。又据现存敦煌莫高窟四百九十二洞所遗留下来的经变图来看，有“金刚经变”的，计有十七铺，属于中唐的有八铺，晚唐的有八铺，一铺为中晚唐。此与题记抄写年代的状况与上述情形亦相吻合。 
　　敦煌写卷P。2094《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后抄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在第四五二行有添写的“遗漏分添六十字”：
　　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说是经法，生信心不？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
　　而在此经尾题下有题记：“布衣弟子翟奉达，依西川印出本内，抄得分数及真言，于此经内添之，兼遗漏分也。”是知此六十字系翟奉达据西川印本添写上去的。
　　在今所得见的五代西川印本中，《金刚经》的刻本或转抄本最多，也显示出当时人们持诵《金刚经》的风气炽盛，经生抄写，已供不应求，于是乃有刻本、印本的产生。其受持、读诵，神奇经验见证的功德记，无疑具有相当大的鼓吹作用。［17］

　　2。《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
　　抄在《金光明经》卷首的〈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则为今所知见敦煌写本佛经感应故事中数量最多，篇幅最长的一种；也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佛教冥报故事之一。按：《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的性质，旨在宣扬忏悔戒杀的佛教思想，其故事内容颇类敦煌变文之押座文与后世宋元话本中之入话，其目的则是劝诱世人持诵、抄造《金光明经》。又由敦煌写卷《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普及的现象，可考察《金光明经》在唐代流传与信仰的情形，对于唐代佛教史研究实具参考价值。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是记述张居道因适女杀生宴客而受报应入冥，后发愿造《金光明经》四卷，以求忏悔灭罪，还阳复生的故事。以小说手法记叙灵验事迹，内容丰富有趣，情节曲折动人，实可视为一篇专为宣扬戒杀忏悔灭罪，劝诱世人抄造阅读《金光明经》而创作相当成功的唐人小说。
　　《金光明经》，具名《金光明最胜王经》，在敦煌石室发现的遗书中，与《法华经》、《金刚经》、《大涅槃经》、《维摩经》……等，同属六部大经之一。其虽曾一度被判为伪经，但其梵本已在尼泊尔发现，且被奉为九部大经之一，备受尊重，因此实不可断定它为后世所伪。此经全译本，最早有北凉昙无谶译的《金光明经》四卷，十九品。其次为梁真谛译的七卷，二十二品本及北周武帝时耶舍屈多所译的五卷本。而隋开皇年间大兴善寺沙门宝贵综合各家译本，删同补缺成《合部金光明经》八卷，二十四品。最后则为武周长安三年义净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三十一品。现行刊本为昙无谶译的《金光明经》、宝贵的《合部金光明经》及义净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等三种。三本内容多寡不一文字亦有差异。自北凉昙无谶译四卷本《金光明经》后，主要流行于中国南方，北方似乎不甚流行。直至天台智顗大师着《金光明经玄义》和《文句》，三论宗大师吉藏着《金光明经疏》，此经才获得普遍流传。而义净新译十卷本后，慧沼又据以注《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其后义净本流通，以致不同语文的各种译本相继出现，如法成译的藏文本、西夏文、回鹘文、于阗文、蒙文、满文……等［18］。
　　跟其他大经一样，经典盛行的同时，经变壁画也随之出现。根据施萍亭〈金光明经变研究〉［19］一文说：《金光明经变》仅见于敦煌莫高窟。唐以前，画史不见记载。唐以后，长安净土院东南角有吴道子弟子李生画《金光明经变》，宝历年间（825～826）蜀人左全曾于成都极乐院西廊下画有《金光明经变》，二处壁画均已荡然无存。施女士依据榜书调查结果表明，莫高窟既有《金光明经变》，亦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变》，通称《金光明经变》共十铺。
　　敦煌石室遗书中，《金光明经》与《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卷帙繁多，同时亦有《合部金光明经》。其中依写本题记看，隋以前抄的有三件，唐以后则以义净新译的十卷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为多。不过《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所提及抄写之《金光明经》则均为四卷本。唯房山云居寺石经的唐刻《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正面刻的《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其内容则将“原造《金光明经》四卷”，“四卷”改为“十卷”，以符合义净译的十卷本《金光明最胜王经》。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记录的事迹，主角张居道为温州治中，沧州景城县人。按：《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三》：上元二年置温州，天宝元年改为永嘉郡，乾元元年复为温州。汉渤海郡，隋因之。武德元年改为沧州，天宝元年改为景城郡。乾元元年复为沧州。足见初唐四卷本《金光明经》盛行于南方。［20］
　　（五）可资寻绎民间信仰发展的脉络
　　小说家利用宗教来辅助教化，用善恶报应、因果轮回等佛教思想来宣传忠孝节义，实施教化。同样的，佛教徒也每每运用曲折动人的小说情节与笔法，描写个人的宗教体验，藉动人之神异故事以宣扬佛教之灵验，期能诱导世人信奉受持。因此，经由此类故事的研究，可以一窥当时民间佛教发展的一斑。如：S。3092《还魂记》道明和尚入冥故事及S。381《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等即是明显的例子。
　　1。《还魂记》道明和尚入冥故事
　　敦煌写本S。3092《归愿文》，其后抄有“谨案《还魂记》”等一段故事，自来都将此二段文字视为不同性质，甚至不相干者。事实上，二者不但抄写字体一致，系同一人所抄；同时内容亦是前后关连。“谨案《还魂记》”以下的文字系用来解释《归愿文》中“夫欲念佛修行求生净国者，先于净处置此尊像”的“尊像”即“地藏菩萨像”，何以呈现与过去旧有形像不同的新模样。不但如此，同时还透露出“地藏信仰”与净土的关系。道明和尚还魂一类的灵应故事，是当时流行的佛教冥报故事之一，更是有关地藏菩萨形像改变的重要文献。其作用在以具体的见证经验，来劝诱大众信奉受持，藉此鼓吹地藏菩萨的信仰。
　　净土思想在唐代朝野上下甚为流行，而地藏与阿弥陀信仰，本属互不相容的两个宗派，但却在敦煌洞窟龛中同时出现，此反映了地藏信仰与净土思想之间，彼此相互补充的关系与现象，地藏菩萨尊像已为净土信徒所兼容。敦煌写卷《佛说地藏菩萨经》［21］云：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造地藏菩萨像，写地藏菩萨经，及念地藏菩萨名，此人定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从一天堂至一天堂。若有人造地藏菩萨像，写地藏菩萨经，及念地藏菩萨名，此人定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人舍命之日，地藏菩萨亲自来迎，常得与地藏菩萨共同一处。
　　又P。4514（8）“地藏菩萨像”，其右侧题“大圣地藏菩萨”，左侧题“普劝供养受持”。图下有《地藏略仪》：
　　一心归命礼一切如来平等性同体
　　大悲圣地藏菩萨摩诃萨
　　愿共众生咸归命回愿往生安乐国十礼
　　次冥心一境专注念诵
　　..........
　　普劝四众志心念持回愿同生无量寿国
　　可见唐代地藏信仰的多样化，同时也被当作往生西方净土的途径之一。
　　尤其，《还魂记》中记叙：道明和尚因同名之累，被阎罗王的使者误捉，带至冥府，因得以亲眼目睹地藏菩萨真容，还魂后图写新样地藏真容，流传于世的故事。更关系着晚唐以后，地藏信仰的发展及以十王信仰兴起的复合。唐玄奘译《地藏十轮经》，地藏的信仰便随之在中国各地流行。而地藏菩萨的形像，均作“声闻形”，五代、北宋敦煌壁画、绢画中的地藏菩萨形像，与一般“声闻”、“比丘”造形，剃发、圆顶、不戴宝冠的形像有明显的差异。更有些壁画与绢画，也出现了“道明和尚”和“金毛狮子”等画面，这些新的形象正可从《还魂记》中道明入冥睹地藏菩萨真容相契合得到解决。
　　晚唐五代，被帽地藏、十王、狮子、道明四者结合图像的广为流传，其内容正与《还魂记》道明入冥故事相互印证。也透露出地藏信仰的普及与地藏地位的提升。［22］
　　2。《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 
　　S。381《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反映毗沙门天王信仰在唐五代发展的情形，其信仰流行与《金光明经》的流传及唐代密宗的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
　　毗沙门天，又称多闻天，是佛教四大天王中之北方天王。原是印度古神话中北方的守护神，也是施福神。依佛典所载，他是天界诸神中对佛教徒最为热心护持的神祇之一，具有极大神威，可消灾、除病、救人、施福。
　　在《毗沙门天王经》等专经尚未译出前，各大、小乘经典中即有关于毗沙门天王的记载。随着不空所译的《毗沙门天王经》、《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毗沙门仪轨》……等的流行，有关毗沙门天画像法、坛法、咒法等灵验感应的事迹也就时有所闻。最为著称的当推《毗沙门仪轨》所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大石、康五国围安西，玄宗诏令不空请毗沙门天王率领天兵出现城楼，击败敌军事。可知唐、宋时中原普遍将毗沙门天王视为护军战神。［23］在西域的于阗更盛传有毗沙门天王协助建国的传说［24］，毗沙门信仰也随之成为于阗地区佛教的主要内容之一。
　　敦煌地区毗沙门信仰流行甚早，从今所知见的敦煌文献中即可窥知一二。特别是北魏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治理敦煌期间，曾积极修建洞窟，命令大量抄造佛经捐献当地寺院，其经典大多与毗沙门信仰有关。 
　　在佛教盛行的敦煌地区，毗沙门不只是大小乘经典中所曾记载的护法神，更是密教增法法门的重要本尊。加上于阗以毗沙门天王为其护国神祇，吐蕃视毗沙门天王为其财神，凡此影响，遂使毗沙门成为唐、五代敦煌地区最为普遍的信仰之一。
　　随着不空译《毗沙门天王经》等的流传，祈求毗沙门天王法力加被，也蔚为一时风气，其具体方法除了持诵《毗沙门天王经》、《毗沙门天王经心咒》外，主要为供奉毗沙门天王像。在今存的敦煌文献中保有许多唐、五代时期毗沙门天王像的白描。如：P。4514（1）、（3）；P。4518（5）；P。5018等。此外，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印度德里中亚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等亦藏有唐代敦煌绢本及纸本着色的毗沙门天王像多幅。［25］
　　四天王中则仅见有毗沙门天王像，足见毗沙门信仰在当时盛行的一斑。其后与唐将李靖捏合，渐脱离印度原有的形像而汉化，其于民间之影响则更加深广［26］。而雕版印本的“大圣毗沙门天王像”，更是与民间“赛天王”的活动息息相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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