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中国,当代,佛教,文学,研究,初步,评介

　　（二）、《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初版。
　　如果说加地哲定先生的佛教文学史是纵向的叙述，则孙昌武先生的这本书则是横向的剖析。论及汉译佛典及其文学价值、佛教与中国文人、佛教与中国文学创作、佛教与中国文学思想等几个大范围。
　　作者自述其研究方法是就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做一历史性的描述。他认为“描述”这基本工作，在他之前似乎还没有学者在这领域广收文献资料，运用正确观点和科学方法，来做全面性历史性的描述。但是由于侧重佛教在思想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而又强调视佛教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作者固有的马列意识形态下，要如何将佛教在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用“正确的”观点描述出来，是令人有些费疑的？所幸观看全书，作者以固有的意识形态来批判诠释的地方并不多，不致影响其全书的大格局。
　　全书论述的角度，是以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及传播的角度，来探讨几个中国文学大课题在历史流变中，受到佛教思想影响所产生的文学现象。其中最有意义的是第三章，这一章可谓对中国文学重要的文类文体都照顾到了。且对各文类文体的评述，能够综合过去学者研究的成果，加上自己的见解，用条列式的方法，抓住每一文类文体受佛教影响的特色，令人能获致清晰而核心的概念。
　　因此此书可以给我们对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几个重要课题，提供一个历史线索鸟瞰式的理解，并可由其中挖掘问题深入研究。

　　B.泛论类
　　（一）、《中印文学关系研究》裴普贤着，台北商务书局，1968年，初版。
　　此书虽然付梓于六○年代末，但完稿皆甚早，由作者的〈后记〉中，可知在1958年即完稿并在香港大学的杂志上发表了。
　　其书中指出中印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关键始于佛典的翻译。并言在其前有梁启超、胡适等研究做前导，中印文学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但尚未有系统化的论述，因此本书是将我国文学受印度文学影响的各方面，做一总的考察。 
　　全书采单篇论文结集的形式，先论梁启超、胡适的研究成果。再论佛经翻译文学的文体及其影响、以及佛教对声明学、我国诗人、小说、戏剧的影响；也提到印度非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汉译佛典对印度文学的贡献等单元。
　　全书可谓对中印文学的关系，作历史性鸟瞰性的泛论，此书着成甚早，前辈学者开拓研究领域功不可没。

　　（二）、《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陈洪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
　　此书以文学四体─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分述佛教的影响，主要也是由历史的角度进行“描述”的工作。在文学四体内，也并非做源流演变类有系统的叙说，而是在每个文类内选择几个主题来写，写得亦不深入有些泛泛写来，但有些主题选得很好，很有后继研究的意义。例如：〈6。散文中的僧徒形象：和尚碑传文─僧侣游处的记述〉、及〈7。散文中对佛教胜迹的记述─有关佛刹的记述描写─对佛教其他造型艺术的记述。〉〈11。小说中变形的佛、菩萨、罗汉〉、〈12。小说中圣俗不一的僧众〉这些主题皆可以历史、社会学、文学的角度再予深入研究。

　　C.断代类
　　（一）、《唐代文学与佛教》平野显照着，张桐生译，见蓝吉富主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92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6年。
　　此书是世界佛学译丛的编者蓝吉富先生邀请旅居日本在福冈大学任教的张桐生女士翻译的。蓝教授在出版前言中云：
　　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大都知道佛教与唐代以来的文学，有很深的关系。遗憾的是对这种关系作深入研究的人，在国内学术界甚为罕见。因此，应该是中国文学研究界热斗话题的“唐代文学与佛教”这一种书，必须要去迻译外国著述来开拓国人的学术视野，这委实是令人很遗憾的。
　　平野显照先生的日文版应在昭和53年已完成（1978），因此算是这个领域最早的专书。
　　这本书的章节大抵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唐代正统文学中诗人，共讨论了白居易、李白、李商隐三位。另一部分是俗文学中的讲唱文学。再来则是有一章谈到唐代小说与僧房佛寺及缁徒的关系。由于是单篇论文的汇集，全书章节间，乃至各章的各节间似乎没有什么很大的连贯性。在研究方法上以考据为主，所关乎的课题都较细微支节，例如谈到唐小说与佛教的关系，只着重在唐代寺院可以是小说家会谈集会的场所，小说的产生和佛寺有关等；以及略略提及僧人在小说中的形象，和佛教在小说里是用来助长故事的起伏和内容的变化等。 
　　虽然本书对唐代佛教文学的研究非全面性，处理的问题也较细微，但却在问题点的发掘上或很细致或具启发性。例如讨论李白诗中“金粟如来是后身”的用语意涵；另外如〈伍子胥变文考〉，可看出伍子胥故事有其探索的空间，而国内张瑞芬教授即在这主题上加以开拓，有《伍子胥变文及其故事研究》一书。（文大、中文硕论文，1985年）

　　（二）、《唐代文学与佛教》孙昌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台北，谷风，1987。
　　这本书充满了作者由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对佛教的批判，动辄以“迷信”、“唯心主义”、“陷入佛教骗局”、“悲观主义”等来描述他所研究的唐代文人被佛教的“宗教毒素所麻醉”。因此本书在佛教思想对唐代文人思想、信仰、生活态度的影响评论部分，是相当偏颇的。比较可取的是就佛教对唐代文人在文学形式与技巧方面的影响。但这部分的评论也有可议之处，如在论〈唐五代的诗僧〉中言： 
　　另外，晚唐以后诗的创作走了下坡路；诗僧创作却大大增加，这又是个文学上的畸形现象，也是诗坛衰败的症候。
　　但有关诗僧不兴盛在唐诗全盛的盛唐，而产生在中晚唐。另有大陆学者从禅宗在唐代是晚唐达到了全盛这个观点，来解释晚唐诗僧兴盛，且诗僧中又以禅僧最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注8）这应是较客观有据的看法。此外本书对唐代佛教文学的研究，也只偏重在几个文人如韩愈、柳宗元、王维、白居易及诗僧的探讨。此书是单篇论文集成，研读此书，宜披沙拣金。

　　二、佛经翻译文体（译经文体）的研究
　　（一）、〈佛经的翻译文学〉胡适出自《中国白话文学史》，台北，远流，1986二版。
　　在哲地加定和孙昌武的书中，都以“汉译佛典”为第一章，可见“汉译佛典”的文体对中国文学起了很大的影响。而首先有系统论述汉译佛典文学价值及对中国文学影响的中国学者是胡适。
　　胡适之所以会注意到佛教的翻译文体，主要是认为相对于骈偶古文，佛经的翻译文体是一种“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胡适为提倡白话文，所以在中国文学的长河里寻找白话文的系统而写成了《中国白话文学史》一书；而其中的第九、十两章则是〈佛教的翻译文学〉。
　　胡适认为佛经的翻译文学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进一步地说：
　　（1）由于译经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造成一种文学新体。佛寺禅门遂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
　　（2）佛教文学最富想像力，启发了中国浪漫文学的产生。
　　（3）佛经的故事、小说、戏剧形式，以及韵散夹杂的文体，对后代小说、弹词、平话、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胡适的这些观点，可谓具有开创性的，他首先提出译经文体的特殊性，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余国藩教授进一步阐释认为胡适提出印度文化和其幻想文学的传入，以及其“上天下地”、“毫无拘束”的取向，大大的解放了中国的传统文章。也就是指出印度文学曾为中国人提供一种“悬空结构”的文学体裁，纯属创造性的作品已获致认可。也就是说佛教曾为虚构文学提供素材，引进新的文学与语言形式。（注9）

　　（二）、《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蒋述卓，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初版
　　本书是由环绕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的数篇论文组成的。
　　作者认为佛经的翻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二者间是互动互渗的双向关系。中国僧人以及文人的参与译经，一方面将中国文风带入了翻译，另一方面又从佛经的翻译中吸收了佛经文学遣词造句及文学描写的风格。这种双向交流，必导致中国文学理论与佛经翻译理论的相互融合与渗透。例如作者在〈四声与佛经的转读〉与〈齐梁浮艳藻绘文风与佛经传译〉二篇文章中就试图力陈其观点，从佛经传译的经典内容、修辞遣字的用语，及名僧与名士清谈等的善辩论谈，以及宣传唱导内容的声情之妙等方面，指出佛经传译对齐梁浮艳藻绘文风，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在〈玄佛并用与山水诗的兴起〉一文，提出（1）玄学与佛学思辨性的理论及方法，给山水诗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理论基础。（2）玄佛二家理想人格的讨论、推动了山水审美观的发展，山水诗的产生。（3）佛教造像以及玄佛在“形象”认识上互相吸收，对山水诗产生的影响。
　　在〈志怪小说与佛教故事〉一文中，将佛教影响志怪小说的内容与类型，分为三种类型：（一）故事基本结构的袭用（二）借用佛教部分情节掺入本国故事中（三）故事类型的袭用（按：此所指“类型”为某种“观念”，例如梦幻人生类型、因果报应类型等）。 
　　但文中也有可争议的问题，例如指出中国志怪小说中的离魂故事类型出自佛经故事。并引康僧会所译《旧杂譬喻经》卷下的故事为证，但观经文是死后识神摩娑其骨，而非活时灵魂出窍。纵观佛经故事似无活时灵魂出窍的故事。离魂故事或许应和道教出阴神或阳神的观念较有关连吧！
　　此外，从北朝社会背景及石窟造像的佛菩萨形象多显得沉重充满忧患感、悲凉感，以及多苦修像、多本生佛传故事中的割肉舍身等，和弥勒造像最多代表人们寄望来生等等，突显出北朝佛教悲苦沉重寄望来生的形象；又从北朝在宗教上重坐禅追求神通而不重义理研究等；综合归纳出佛教对北朝质朴悲凉文风的影响。
　　综观此书许多观点都很新颖，然论述立论似嫌不够周全，若能在许多主题上再深入研究，则其论点可补充中国文学史上忽略佛经传译对中古文学无论在创作、理论等各方面的影响。
三、有关各种文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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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佛教文学研究初步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