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阙、石坊，属宫苑石刻，嵩山现存有著名的汉代太室、少室、启母三阙，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及汉代书画、雕刻艺术提供了珍贵资料(详见本报2007年8月15日7版《石刻瑰宝汉三阙》)。
石坊与石阙都为仿木结构的建筑，只是坊上有横梁，而阙却“缺”少这个横梁。嵩山现存的明代石坊，如少林寺山门前东西两侧和 达摩洞前石坊等，建筑形式基本相同。以少林寺山门前东石坊为例：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雕造，高585厘米、宽195厘米，为双柱单孔庑殿顶建筑，坊顶雕有脊饰和瓦垅，以承受坊顶、额枋、方柱及下槛等石作，均仿照木结构建筑式样，另大额枋上尚雕饰“双狮绣球”“双凤朝阳”等明、清时期流行的浮雕图案。东、西两枋均在额枋和方柱的正反两面刻记与寺史有关的题额和对联，无论书法和雕技风格都是难得的精品。
造像、石幢属宗教石刻，是饱含宗教色彩，立于寺庙、庵观、殿宇、教堂和石窟的刻石，是伴随着各种宗教的产生兴起和发展而来的。嵩山宗教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自都有自己的石刻造像流传，但嵩山保留最多的造像还是以佛教居多、道教次之。如少林寺释迦牟尼石佛像，少林、会善、嵩岳、法王寺院所存玉制“阿弥陀佛”及各寺院造像碑，幢上所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造像和崇唐观现存唐代石制老君像等等。其中，少林释迦佛石雕坐像，高、围均160厘米，头部螺发束结、双耳垂肩、慈眉善目、呈闭目深思状。特别是佛像伸腿而坐，神情温雅敦厚，是区别于其他寺佛像的显著特点。再从雕像技艺来看，造型丰满圆润，刀法准确精练，是一尊不可多得的石刻造像珍品。
少林寺塔林法玩禅师塔门龛，唐贞元七年(公元791年)雕造，高105厘米、宽65厘米，拱形门楣部分高48厘米、宽64厘米，自下而上雕刻由莲花、卷草为装饰的门额额枋和雕有人身鸟足、凤尾的飞人，飞人飘带后扬，形象潇洒。其下为门，石雕有乳钉、门锁等。门左右两侧雕两武士，身着甲胄，执剑托塔，气度威严。
再如置于崇唐观内的石雕老君像，唐长寿二年(公元693年)造，像连座通高280厘米、腰围291厘米，整个雕像端庄丰满，雍容恬静，仪态肃穆恢宏，显露出温厚庄重的气度。方形须弥座上，自左至右分别刻弹琵琶、吹笛、舞蹈等五个男女乐伎人像，座上方刻隶书纪年题记。如此完整无缺、雕造细腻光滑的石雕老君造像，在嵩山尚属唯一的一尊，故而十分珍贵。
经幢，是中国古代宗教石刻的一种，始于唐，通常立于佛像前，分八棱、六棱、四棱等形式，上有盖，中有身，下有座，幢顶一般为攒尖形，托有宝珠，幢身上柱径一般小于下柱径，中间有的有大于柱身的宝盖状；幢座多为覆莲状，下有弥勒座。幢身多面刻经文或题字，书法多用楷、行、草诸体，有的间以梵文，并雕有各种图案花纹。唐代较简单，五代至宋结构较复杂，造型逐渐讲究起来。
嵩山之少林、永泰、会善、嵩岳、法王、卢崖、上古、刘碑、雪花、宝林等寺都有幢，多刻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如唐代刻立于嵩岳寺的石雕经幢，通高208厘米、围137.6厘米，幢刹由三层石雕构成：下为叠涩檐，檐下饰莲瓣；中间雕装饰图案；顶为覆莲。幢身八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行书。幢座刻仰、覆莲。整个经幢造型敦厚，刀法圆润。此外，中岳庙峻极门前东侧，有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九月刻制的八棱石幢，内容未刻经文，而刻“御制中岳醮告文”。此幢高27厘米、围110厘米，幢刹雕宝珠，并额篆“御制中岳醮告文”；幢身柱状，八面刻真宗御制告文，刘太初行书，32行，行38字，书颇俊秀；须弥座上刻仰覆莲。《碑帖叙录》评此幢：“书极似王羲之，可能即为王羲之集字，亦恐为刘太初善学王羲之所为，石完好如新。”石幢源出佛教，在诸庙宫观见到甚少，只在长州叶长炽《语石》上见到北岳亦有真宗御制“醮告文”八棱石幢，是宋大中祥符八年白宪书。道教岳庙见此幢，说明宋代初年，各宗教派系已互相渗透和融合。
此外，嵩山民间石刻也不容忽视，如石雕蹲狮、小石房、石磨、石杵、石臼、柱础石等等，这些都是明、清时期民间自发兴起的小型刻石。其中以石雕蹲狮居多，几乎每个寺、衙署门前都有，有的寺庙建筑物或月台的石雕栏板、栏柱上也雕制有精美的小型蹲狮。置于少林寺山门前两侧的一对大蹲狮，均高174厘米、围178厘米，清代雕刻，前腿挺立，后腿蹲坐在高188厘米的须弥座上，双狮头、项鬣毛螺形下垂，胸腔前突，系戴铃当，鼓目斜视，最具个性特点。
综上所述，虽然石刻本身无知无觉，但这些嵩山石刻达到了中国石刻艺术的完美程度，给观者的感觉既丰富又神奇：冰冷的石刻迸发着炽热的感情，沉默的石刻诉说着人世的沧桑，静止的石刻扮演着动态的历史，僵硬的石刻孕育着活泼的精灵。如众多石刻造像，不仅给人以艺术感染力，而且，其造像风格反映了典型的时代特征：汉代石刻画面朴拙而生动；北朝人物形象消瘦，雕刻粗犷；唐代雕刻气势宏大，饱满充实；宋代造像体形纤细修长，面相俊巧秀丽；元至明清时代又形成了宽眉细腰或秀丽洒脱的造像风格。 （信息来源：郑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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