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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汉藏佛教相互融通、和谐发展的历史脉络
汉藏佛教的交流，源远流长。据藏文史料《隆钦教法史》记载，早在公元五世纪，第28代藏王拉脱脱日年赞时，就有汉地僧人到过吐蕃。唐代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公主带去了大量的佛经、佛像和僧人，还亲自主持修建了小昭寺，打开了内地和西藏佛教界交往的大门。到赤德祖赞赞普(704—755)即位时，又与唐室联姻，迎娶金城公主入藏，推动汉藏佛教的交流。赤德祖赞晚年，派桑希等人到长安学习佛教，翻译经典。到了赤松德赞(742—797)时，汉藏佛教界的交流就更加密切。吐蕃赞普也派遣巴赛囊等人到长安取经学法。从赤德祖赞以来，大批汉地僧人陆续进藏，对后来西藏佛教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在《丹噶目录》中有34种经书表明是自汉文译成藏文，说明藏汉佛教界的广泛交流。
五代以后，内地连年战事不断。藏区也由于朗达玛的灭佛，造成吐蕃王朝的瓦解，汉藏佛教的交流一度受阻。然而，汉藏佛教的民间交流从未间断过。汉藏僧人曾一起合作为后弘期佛教的兴起作出过重大贡献，比如喇钦贡巴饶色和鲁梅等人传授比丘戒等事实说明汉藏佛教在后弘期依然有合作和交流。
公元1247年，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晤，商订归附条件，汉藏佛教的交流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元代自忽必烈开始，各代帝王都崇信藏传佛教，赐封藏传佛教高僧为国师、帝师、法王，委任他们掌管全藏宗教事务。因此，在元代大一统的局面下，汉藏佛教的交流十分活跃，萨迦班智达、八思巴等众多藏传佛教高僧来到内地，与汉地僧人进行过广泛接触。藏地高僧在内地传播藏传佛教的同时，也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并把汉传佛教传回藏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至元22年起，在藏汉佛教大师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将1440部5586卷的佛经对勘完毕，编写出一部藏汉对勘的佛教大藏经目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开启了汉藏佛经对勘的先河。
明代继承了元代对西藏的政策，使汉藏佛教的关系更为密切，交往范围进一步扩大。仅明宣德十年，在京城各寺的法王、国师、喇嘛多达690余名，慈恩寺、隆善寺、能仁寺、保庆寺、护国寺等是当时藏传佛教僧人最多的寺院。成百上千的藏传佛教高僧喇嘛来到内地，扩大了藏传佛教在汉地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把汉传佛教文化传回藏区。1410年，明永乐八年，在南京刻印了《西藏大藏经·甘珠尔》，共108帙，这不仅是第一部雕版印刷的藏文大藏经，而且每帙均有永乐帝所作的《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及《御制后序》。通过永乐版《甘珠尔》传入藏区，内地的先进雕版印刷技术也传入到藏区，为汉藏佛教的交流又架起了一座友好的桥梁。
清朝政府正式掌握政权后，也大力推崇藏传佛教。特别是顺治和康熙皇帝先后分别正式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之封号，并规定达赖、班禅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需经过金瓶掣签当众认定，然后报中央政府批准方能生效。在清朝皇帝的扶持下，达赖、班禅逐渐成为藏传佛教的领袖，为实施中央对西藏的政策起过积极的作用。五世、十三世达赖和六世班禅都亲率高僧大德和上层贵族朝拜清皇帝。清政府还在内地大力建造藏传佛教寺院，不仅为藏传佛教的僧人们提供了宗教活动场所，也为汉地信仰藏传佛教的信徒提供了瞻仰朝拜之地。
近代，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内地和西藏人员的往来更加频繁，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也进一步深入和扩大。藏传佛教的高僧频繁来内地传法授徒、举办法会，引起汉地僧人研习藏传佛教的兴趣，汉传佛教界开始重视藏传佛教的教理教义研究。九世班禅大师、七世章嘉·罗森班丹等在内地积极地进行弘法活动，这些藏传佛教高僧深入内地弘法活动，引起了汉地僧人学习和研究藏传佛教的兴趣，藏传佛教的研习在内地一时蔚然成风。
汉藏佛教的交流源远流长，传承不断。2006年4月，第十一世班禅大师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在江西云居山真如寺共同植下了一株“汉藏连心树”，表达了汉藏佛教界真心相待、友好相处、平等交流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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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恩报恩 慕乐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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