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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武装锄奸

    1939年，北京曾出现一个秘密青年组织――北平抗日杀奸团。这个组织原来在天津活动，后发展到北京，由北京的一些初高中学生组成，主要活动是暗杀日军头目、汉奸及爆破等，他们出没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以暗杀汉奸的成功壮举把日伪当局搅得鸡犬不宁。1940年七七事变三周年当日，日伪当局在中山公园社稷坛举行“庆祝日本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大会。十几个抗团成员带上武器和传单，准备搞一次惩治汉奸和抗日宣传的行动。散会后，日伪新民会机关报《新民报》社长、总编辑吴菊痴，坐着黄包车到师范大学附近时，正遇到一群出殡的队伍。抗日杀奸团的骨干冯运修掏出手枪对着吴菊痴的太阳穴就是两枪，吴大气没出、当场毙命。以后一个月里，又有两三个汉奸被刺杀。日伪当局恼羞成怒，派出大批侦探、特务在公园、剧场、学校等加紧搜捕，终于酿成了8月初的全城大逮捕。不到几天，抗团成员李振英、郑统万、周庆涑、刘杰、郑昆仑、乐倩文、魏文昭、魏文彦等近40人被逮捕。冯运修在他家西四受壁胡同与前来抓捕的宪兵特务顽强战斗，开枪打伤特务科长，敌人集中火力射击，冯运修当场壮烈牺牲。抗团16名成员被日军军法会议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到一年的徒刑。在狱中他们受尽折磨，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折磨致死，直到1945年后才全部出狱。

    在北京这座文化古城中，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傲骨撑天地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闭门谢客、拒为日人作画的国画大师齐白石；宁可荷锄务农也不为日本侵略者唱戏的京剧大师程砚秋；拒绝宣传“中日亲善”的评书艺人连阔如等等，他们是民族的良心和脊梁。

    总之，在北京那个最黑暗的历史时期，由于日军侵华战争本身所带有的非正义性，不管使用什么高压手段都达不到目的。套用一句老话，日本侵略者在军事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文化战场上也同样得不到，这就是日伪政权对北京文化高压的最终结局。

    {1}《抗战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时事日报》，19卷5期，重庆1938年10月15日。

    {2}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三续），清华校友通讯8卷1期。

    {3}市川幸雄：《悲惨的战争――日中十五年战争》，朝日新闻1987年版。

    {4}台湾国史馆档案，北平故宫博物院财产损失清单，档号303―001。

    {5}台湾国史馆档案，大觉寺财产损失报告单，档号305―504―1。

    {6}《北京地方维持会报告书》上册，1937年铅印。

    {7}土肥原贤二：《中日事变的真正意义》，《北京档案史料》1995年2期。

    {8}《反共战线》5卷2期，北京。

    {9}宋介：《新民会大纲之说明》《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6期。

    {10}杨文昌：《战争与中国民心》――一个科学的测试结果，《中国公论》9卷2期。

    {11}武俊玲：《日伪时期北平孔庙祭孔活动述议》，《首都博物馆馆刊》。

    {12}习五一：《近代北京庙会文化演变的轨迹》，《近代史研究》1998年1期。

    {13}{15}邵雍：《日寇利用中国会道门侵华述略》，《档案史料与研究》1998年第3期。

    {14}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16}罗冠宗：《论抗日救国斗争中的一些基督教人士的活动》，载《宗教研究》增刊，上海宗教学会编印1985年9月。

    （作者陈　静　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北京　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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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高压与反抗――沦陷时期北京文化界面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