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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扶持反动会道门组织

    抬出中国传统的尊儒、祭孔仪式，利用宗教扶植反动会道门组织是日本侵略者麻痹文化界的另一种手法。

    日伪政权曾在北京的孔庙举行过十多次大规模的祭孔活动，如1940年3月15日在北京孔庙举行的祭孔仪式。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司法委员会、议政委员会、内政部、财政部、治安部、教育部、实业部，伪新民会、北京特别市公署、社会局、警察局、教育局，日华经济协会、故宫博物院等政府机关、行政单位、教育文化机构参与其中，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11}。在一个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尊孔对于统治者来说，有着确定的意义，即自我标榜、以示正统，就这一点来说，日伪政权举行祭孔大典的出发点与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然而，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则是其施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在侵略与反侵略、奴役与反抗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在北京举行如此规模的祭孔大典，并非简单地出于对传统中国文化及其核心儒家学说的认同，根本目的是为其侵略与殖民统治罩上一层神圣而又易为人们接受的外衣，使被侵略与被奴役的中国人甘心充当“亡国奴”，甘心做侵略者统治下的“顺民”。

    日军占领北京后，在宗教信仰上也大做文章，对很多宗教组织进行控制。他们派许多日本僧人到中国“传教”，把日本的所谓教法灌输给北京的僧众。北京城中供奉最多的是关帝庙和关岳庙，关羽是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的代表，岳飞是民族英雄。1939年，关帝庙被改为武成王庙，关岳殿改为武德堂，宣扬日本武士道精神。{12}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与尊严。1939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北京发起组织先天道总会和先天道防共救国会。同年秋，中国理教总会在兴亚院的支持下在北京成立。1942年6月，京师普济佛教会改为未来和平宗教会。两年后，又在北京建立弥勒会总会，以日本特务正兼菊太为顾问。{13}

    伊斯兰教在中国历史悠久，为了实现日本“以华制华”的阴谋，他们极力扩大回汉矛盾。1937年8月，成立“北京回教会”，日军谎称愿意“帮助回民自治”，实现“回民的自决独立”。他们拉拢少数回族的上层分子，挑拨回汉两族的民族感情。1938年5月，伪“回联”组织代表团去日本参加东京清真寺落成典礼。其头目发表“日回亲善”、“反共防共”等亲日言论，进行了一系列投降卖国的活动。{14}

    日伪政权在北京扶植的另一个重要会道门组织是一贯道。1933年一贯道在北京即开始活动。北京沦陷后，日伪当局允许该道在沦陷区的合法存在和发展。其上层道首与日伪政权秘密勾结，吸收了一批敌伪人员入道充当骨干，壮大了一贯道的势力。在日伪统治最严酷的1943年，一贯道的发展达到了高峰。北京近18万道徒中约有1/3是这个时期发展入道的。一贯道每天派人到各处收集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上报北京日本华北参谋部、北京防卫司令部和宪兵队。一贯道会员还积极配合日军封锁抗日根据地，经常洗劫八路军秘密交通线运输的军需物资，杀害运输人员，给抗日军队造成极大的威胁，实际上许多汉奸会道门组织是日本特务的外围组织，他们叛国投敌，诱骗很多人脱离抗日组织，在思想、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帮助日军，加剧了中华民族的灾难。{15}

    北京文化界的反抗斗争

    除了思想文化的高压控制，日军还摧残迫害北京文化界，但北京文化界志士仁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坚守了民族尊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有力帮助下，1941年到1942年北京高等学府的100多名知识分子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不少国际友人直接参与了反日斗争。不问世事的宗教界人士也在民族大义面前交出了合格答卷。

    （一）教育界的反抗

    七七事变前后，陆志韦是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因燕大为美国财产，日军有所顾忌，暂时没有占领燕大。未及撤到后方的学生拒入伪大学，纷纷投考燕大，燕大则尽量多招生，以便培养更多的爱国青年。在燕大可以收听广播，《义勇军进行曲》也常在校园飘荡。四年间，凡是要到大后方或延安的学生，学校都要为其送行，由陆志韦、司徒雷登或其他老师请吃饭，嘱咐他们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预祝一路平安，不仅绝对保密，有的还资助路费。日军对此早如芒刺在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急不可耐地进行报复。当日将陆志韦、赵紫宸、侯仁之等教职员逮捕，关押在北京炮局日本宪兵监狱。敌人想利用他们的威望便劝其出山，陆志韦大义凛然，不畏强暴，被关押一年半。在监狱中，他被折磨成皮包骨，敌人要求他写悔过书，陆志韦写下“无可悔过”四个大字。

    沦陷时期，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在校内组织炎社，向师生宣传抗日救国。1942年底和1944年2月，英千里两次被日军逮捕，在酷刑拷打下坚贞不屈，被判刑15年。1944年3月20日，辅大教育学院院长张怀，文学院代理院长董洗凡等30余名教师同时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辅仁大学几乎塌了半边天，许多课程被迫停顿，无人讲授。这是当时轰动华北教育界的大逮捕案。

    夏仁德是燕大教授，1923年来中国任教，一贯支持青年学生的革命斗争。有不少受敌人追捕的学生到他家里避难，在他的帮助下逃脱了敌人的魔掌。中共地下党支部多次把他家作为秘密开会地点，许多禁书也藏在他家中。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夏仁德本来计划与林迈可、班维廉一同经西山去解放区，但想到心理系办公室存放着燕大师生抗日活动的秘密资料，为了保护有关人员的安全，他冒险取出文件烧毁，因此来不及脱走，被日军逮捕，押送到山东潍县集中营直到抗战胜利才出狱。

    （二）宗教界的反抗

    太平洋战争后，北京大批西方传教士被迫回国或被俘，年迈的天主教徒、北京辅仁大学教授马相伯积极投入救国运动。他疾书道：“奇耻大辱，国人应奋起自救，不还我山河不止”。不同教派的教徒都积极投身抗日运动，比如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宣传抗日，募集资金，救济难民，战区服务，进行国际求助等，为抗日做了很多实际工作。1950年周恩来总理曾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了很好的作用。”{16}

    宗月大师俗名刘德绪，46岁出家。曾在北京法源寺、柏林寺任主持。卢沟桥事变后，许多难民涌向北京城，宗月大师担任佛教临时救济会的常务理事，他为难民送衣送食，解人危难。1937年8月南口大战时，中国军队重创日军，牺牲达15000余人，后被迫撤退。有人从南口捎信回来，说山上山下有许多抗日将士的尸体无人掩埋，其景况惨不忍睹。宗月大师听后号啕大哭，立即终日奔走，成立战区掩骨会，自任队长。整整一个月时间，他们不顾北风刺骨，山路崎岖，走遍战场，共掩埋了3000具烈士尸骨。因年事已高，宗月大师为此大病一场。日本人知道后将其逮捕，他泰然自若，毫无畏惧。许多北京市民不顾危险自愿担保，终于使他获释。由于他在宗教界的威望，日本人、汉奸请他出访日本，他不去；要为他修庙，他不修；伪满洲国请他当国师，他也不去。也许宗月和尚是出世的，但他在爱国问题上却极度入世。1941年，宗月大师在贫困中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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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高压与反抗――沦陷时期北京文化界面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