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破坏,高压,反抗,沦陷时期,北京,文化界,面面观

   控制舆论　宣扬侵略

    日本侵略者除了军事后盾，更重视思想和舆论控制。他们很清楚“欲确立东亚共荣圈，为完成日本于世界史的使命的重大任务，对于东亚共荣圈内思想战之问题，不能加以忽视，尤其在中国大陆的思想，是为确立东亚共荣圈的中心”。因此不遗余力地鼓吹中日“同文同种”，以中日两国地域的接近、文化的某些相似来麻痹人心，妄图将北京的思想文化纳入日本侵略文化的轨道中。

    （一）控制各种媒体

    北京沦陷后，日军扶植的地方维持会立即设立了新闻检查所，警察局特务科下令北京书业公会“不得销售意图宣传共产主义者及宣传反日抗日者书籍”，规定“凡出售图书，其第一次出版或运销者，需送交原书一部呈特务科覆核，认为无碍后方可自由应销，否则不准销售。”⑥国共两党有关反日、爱国的书籍如：《俄国大革命纪略》、《三民主义理论体系》、《日本最近政情之演变》、《日本帝国主义与东三省》、《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对华之军阀干涉与法西斯运动》等都被查封。除日伪官办的出版发行单位，北京市民间的出版发行已处于停滞状态。如1942年6月10日夜，日伪军警宪特在全市进行大搜捕，重点是共产党嫌疑分子以及各种反日的书、报、印刷品。一些曾出版发行销售过反日爱国作品的书店被捣毁、书籍被没收。书商惨遭迫害，有的被抓、有的被罚，有的致死、有的失踪。南城的琉璃厂、东城的隆福寺、西单商场、东安市场的不少书业人员被迫还乡务农。仅东安市场的书业店铺便由之前的六七十家减为二三十家。

    电影院是民众重要的娱乐场所，也是日本美化侵略、加强思想监视的重点场所。每部电影上映前都由北京警察局、社会局进行审查，电影公司要将片名、出品公司、主演人、故事说明书，以及影片的脚本、台词、剧照全部报送主管衙门；择期指定场所检查影片内容。日伪政权强使各家影院开展宣传大东亚圣战的“大东亚战争新闻电影大会”，并加强纪录片的发行。如“陆军航空战记”、第二回“大东亚战争新闻电影大会”，“大东亚战争二周年纪念”等等。为了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强化治安”和在抗日根据地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三光（抢光、烧光、杀光）政策，每家电影院开演后，都强制放映反动标语、反动宣传漫画两三分钟，再加演反动电影新闻。

    （二）宣扬侵略理论、实施奴化教育

    日军强占北京原有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等新闻机构，创办了《新民报》、《中国公论》、《反共战线》及《东亚联盟》等作为其官方刊物，其中大量充斥着思想战、和平反战、亲日反共等论调，这些观点一方面来自日本的政客，一方面是汉奸文人炮制的理论。

    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是直接策划九一八事变和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主谋。他的《中日事变的真正意义》一文⑦，把日本当作亚洲的救世主，大肆宣扬日本民族优越和侵略有理。污蔑“从19世纪末叶以来的东洋近世史，乃西欧诸国掠夺东洋、征服东洋的历史。对于西欧诸国在东洋的掠夺与征服，除日本而外，其他东洋诸民族，自原始以来本身所发展的、保持的、各自的生活与产业文化，已尽为西欧诸国的奴隶。”标榜日本“从世界这样无秩序和混乱之中来拯救东洋，且不仅拯救东洋，并从而谋世界新的秩序和新的和平之贡献。”北京伪机关官员必须阅读土肥的文章，还要加盖私人印章，可见其内部思想控制之严。一些日本政客故意模糊国家和地域的概念，称“东洋的地域协同体，必须置身于恒常要素的地理条件与经济科学技术等诸文化的可变要素之结合，而合理地计划往民的生存与生活的向上，所以不能不再检讨从来政治上、行政上习惯的疆界，而建设新的地域的文化的统合体。”⑧这段闪烁其词的话颇令人费解，仔细分析便恍然大悟，那就是让老百姓不再有国家的概念，为日本侵略和占领别国编造“合理的”根据，而原来国家的地域概念是“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支配遗制”，必须按规定重新树立地域观念，其霸占亚洲，瓜分世界的野心昭然若揭。

    在抗日战争中，北京有一个为数不小的汉奸群体，他们追随侵略者还炮制了很多吹嘘日本、民族虚无的亡国理论，缪斌、宋介就是主要代表。缪斌早年留学日本，日军占领北京后，他公开降敌。日本统治者希望在宣传上能找到符合中国习惯的理论和字眼。日本特务喜多诚一让日本文人川村宗嗣制造了“新民主义”的理论，“新民”一词取自《大学》，这个理论主要在华北沦陷区传播。缪斌大力阐发新民主义，称赞日本侵略者是得到“天道”保佑的“优者、善者”，理应取得胜利；中国是受到“天道”惩罚的“劣者、恶者”，理应失败、亡国。宋介早年曾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七七事变后历任多种伪职。他在新民会大纲中说“今也友邦举兵西来，在友邦则谓为吊民伐罪，在吾辈民众观之，勿宁谓为友军代吾人而举政治革命之义帜。故七月七日夜卢沟桥之事变，与法国大革命，七月十四日黎明攻下巴士提尔之性质略同。”⑨法国大革命是国家内部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与一国不顾国际法赤裸裸地去攻占一个主权国家首都绝无相同之处，可见汉奸为其主子的辩护不仅无耻而且歪曲公理，自甘失去国格。

    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查阅沦陷时期北京中小学课本时，曾见到伪“教育总署编审会”编辑的《初中地理》下册，书中有两幅中国地图，一幅为中华民国行政区划图，一幅为中国地势图。两图把东三省的广大区域赫然标写着“满洲国”三个大字。而地图中的日本、朝鲜半岛和所谓的“满洲国”均为墨绿色。显然，日本把朝鲜和东北都当成自己的国土，而日伪政权的奴化教育不仅是表现在政策上，更落实到对学生的实际灌输中。1937年11月20日，北京地方维持会组织“京津中小学教科书委员会”，开始全面修改中小学教科书。新修改教材的特点一是设置大量古代课程，他们提倡“古代圣贤”的真正目的是希望把中庸思想灌输给学生。二是大力控诉欧美对中国乃至亚洲的侵略，实际上这是侵略者欲盖弥彰的伎俩。在初高中历史和修身课程中，大力灌输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长此以往中国学生只知日本、东亚而不知中国，只知古代圣贤而不知有中国近代的反抗斗争，其险恶用心就是妄图利用民族虚无、精神萎靡弱化中国青年的民族意识。

    尽管日伪当局为了控制北京文化界用尽手段、费尽了心机，但效果如何呢？为检验日伪政权在北京和华北进行思想战的成效，由北京新民会中央总会出面，师大、中大、北师的三个测试专家及北京市总会事务部部长、汉奸胡汉翔共同搞了一个民意测验。问题如下：

    1.第五次强化治安有一个标语叫做……

    2.婚丧喜庆如送礼我只送……

    3.第五次强化治安完了时期在……

    4.中国协力大东亚战争的办法我希望……

    5.华北目下物产较事变前……

    6.新民会一年来最紧要的工作是……

    7.新民会中央总会的副会长是……

    参加测试的人员共35494人，有效答卷是20651人。结论是：“从调查图表所显示可知：知识分子反抗强，教化困难。”“仍有半数以上中国人没有转变抗日倾向。这说明了我们宣传工作的失败。”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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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高压与反抗――沦陷时期北京文化界面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