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化古都，文化机关众多，人文荟萃。沦陷时期，日军强占高校，掠毁文物，破坏重要文化设施，北京的文化事业遭到空前浩劫。为了长久占领中国，日伪政权通过控制媒体，灌输侵略理论，奴化教育甚至逮捕杀害等手段对北京文化界实施高
压统治。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素有反帝爱国传统的北京文化界人士不畏强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斗争。即使被捕入狱、牺牲生命，他们也铁骨铮铮，在民族危亡关头表现了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
破坏教育、掠毁文物
日军在对中国进行全面军事进攻的同时，对我国高等教育和文化机构进行了有计划的摧残和破坏。
（一）破坏教育
近代北京教育事业发达，其质量与数量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七七事变前，鉴于日军对华北的步步紧逼，为保护我国的教育事业，国民政府令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迁往湖南长沙，后又迁往云南，成立西南联大。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大学三校迁往西安，1938年成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弦歌未辍，继续“救国教育”，途中师生历尽艰辛。
沦陷时期，北京日伪的教育政策以奴化教育为本，教材的修订、教师的培训层层严控。只要有碍于此，轻则修改校名、撤换校长，重则勒令停办，逮捕入狱，8年间制造了多起迫害教师的血案。仅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例，1937年7月底，著名的北京大学红楼被日军变成宪兵队驻地和刑场，关押杀害爱国人士。北京大学财产损失折合法币192万元，房舍损失在350万元法币以上。北京大学的图书、仪器和教材大量被毁，仅此一项就损失60万银圆。①清华大学被强占为“北京日本陆军野战医院”，建筑物被毁程度高达40%-100%，图书损失334万册，各种实验设备、生物标本和办公用品荡然无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清华校友通讯》中说，图书馆“中文部分近年出版之各种期刊，悉遭焚毁。其他中西典籍，于去秋扫数移至伪北京大学，于是插架琳琅之书库，已告一空矣。生物馆之东半已沦为马厩，后进课室，为酒排间。化学馆所受摧残最烈。工学院全部机器被运去南口修理厂，专供敌人修械之用。新南院住宅区，竟成妓馆。旧工友零散，留者仅二人，旋被逼一再输血，死于非命。去年中条山之役，敌人自该区掳去我军官数人，现亦囚于园内，再三被逼作无聊之广播。凡兹所述当不逮真想之什一，已足以令吾人痛心疾首矣。”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燕京大学，限当日全体学生离校。先后逮捕校方领导陆志韦及学生蓝铁年等师生20多人，被关押到沙滩日本宪兵司令部，直到1942年分别被判以徒刑。燕大被占近4年，“校中所有器物散失殆尽”，财产损失897万元，校园被占为日军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及伤兵医院。当时在北京南苑机场服役的日本空军地勤人员市川幸雄，1940年2月曾在清华大学北京日本陆军野战医院养过伤。他听同事说日军是因为清华和燕大一向反日激烈，所以才变成日军医院的。③实际上，北京高校学生素有抗日传统，北大也是急先锋。
在这些难以尽数的破坏中，日军劫掠的清华大学所藏中国近代档案资料、北京大学所有的中国地质资料都是弥足珍贵的文化宝藏，因为这些资料没有重新收集的可能。教育机关和场所的存亡关系民族文化的延绵续绝，日军对中国最高教育机关清华、北大和燕大的无情破坏，是对文明的恶意践踏。
（二）掠毁文物
文物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凝结，是无法再造或复制的财富，北京是中国地上文物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地区。
1929年12月2日，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轰动世界科学界，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证据。1936年，研究人员在周口店发现了3个成年猿人的头骨化石。1937年本是遗址发掘研究的黄金时期，然而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研究人员只能在北平协和医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对化石进行整理研究。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美正式宣战，北京人头盖骨在委托美军转移的过程中遭日机轰炸失踪，至今仍无下落。日军把存在协和医院有关周口店的图纸、文件及部分化石标本统统掠走。同时，还毁坏了存在医学院内的100多箱脊椎动物化石、标本及其它文稿书籍。
故宫典藏了中国千年历代文物瑰宝，是世界级的博物馆。为了避免战火侵袭，中国政府在战前就把包括近2万多箱珍贵文物分批南迁。途中曾遭到日机尾随、轰炸，造成很大损失。在北京没有转移的文物也遭到很大破坏。据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蘅战后报告，故宫损失古物馆文物191箱，文献馆1734箱，前秘书处826箱，颐和园89箱，古物陈列所113箱，总计2953箱。1942年1月至1944年，在日伪强行举办的“献铜”运动中，故宫有66口铜缸、1尊铜炮、91件铜灯等铜质文物2000多斤被日军强行运走。④
长城是世界上最具观赏价值的中华文明的凝结。在古北口战役中，日军多次使用飞机、重炮轰炸长城，密云被炸毁的长城有45公里。在日军占领时期有约2.5公里的长城城砖被日军强行拆走，用火车运往伪“满洲国”。
北京的坛庙众多，以佛、道为最。清军入关后崇尚佛教，到乾隆年间，北京地区寺庙的规模达到空前水平，佛、道教寺庙达到1000多座，在北京市民生活中有重要影响。沦陷时日军对北京的寺庙进行了严重破坏，曾多次轰炸著名的佛教寺庙云居寺。宛平县北安河村有唐代佛教建筑大觉寺，其大殿雄伟壮丽，寺内共有房屋203间，还有明朝装金铜佛菩萨像、明朝古铜磬、清慈禧御画中堂等珍贵文物。据大觉寺主持福振报告，1940年3月，日军西苑宪兵队班长吉田次雄带人强行霸占大觉寺，寺内被盗佛像26尊，佛经438部，击毁古碑1座。⑤
1943年前后，日军在长辛店火车站南北侧及卢沟桥火车站西侧铁路两旁各修造两座高约15米，宽约20米，底座约2米的“防空墙”，因砖石不够，便把卢沟桥以北的古建筑回龙庙拆毁。瓦窑村南有规模宏大的大庆寿寺，建有实心砖塔17座，其中16座被日军拆毁。其砖瓦用几十辆大卡车运了半个多月。
8年间到底破坏、掠夺了多少文物，除了典型事例外，我们至今都无法知道确切的数字，其散失、损毁恐怕是永远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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