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杨笑天博士文集,永明延寿,僧伽教育,杨笑天,博士,文集

　　引　言
　　永明延寿（904—975）是中国净土教的第六祖、禅宗·法眼宗的第三世之一，也是五代时期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一生著作等身，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万善同归集》和《宗镜录》。 
　　《万善同归集》较短，仅有三卷，较易读；而《宗镜录》则是一部百卷巨著，想把它通读下来，并正确把握其宗旨和中心思想等等，决非易事。所以，如果有能够充分表现《宗镜录》的宗旨和根本思想的短篇，我们当然愿意直接参考利用。而在这一点上，能令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宗镜录》的“标宗章”和那篇有名的“宗镜录序”。不过，关于“标宗章”和“宗镜录序”还有很多问题尚需研究和澄清，包括它们之间的关系。本文便是旨在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关于所谓延寿的“宗镜录序”
　　现在，我们一般使用的《宗镜录》原典是《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四十八卷所收的本子。其底本是众所周知的韩国海印寺藏本，即所谓的“高丽版”，它同时还附有元版（普宁寺版）和明版（嘉兴版，或称径山版）的校注，是一个非常便利的本子，本文的研究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本子。 
　　这个本子的《宗镜录》大体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1、杨杰的“宗镜录序”； 
　　2、吴越国王钱弘俶的“宗镜录序”； 
　　3、延寿本人的“宗镜录序”； 
　　4、以“宗镜录卷第一·标宗章第一”开头的《宗镜录》正文一百卷[1]。 
　　本节首先要探讨的是据称为延寿本人所作的“宗镜录序”，这是一篇见录于《全唐文》卷九二二的延寿的名作，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 
　　一
　　关于“宗镜录序”，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是“宗镜录序”这个题名。 
　　关于这个题名，首先要注意的是《大正藏》原文下所附的两个校注： 
　　1、元版只有“宗镜录”三字，没有“序”字； 
　　2、明版为“宗镜录卷一并序”[2]。 
　　由此可知，不同版本的《宗镜录》的题名是不一样的，或有“序”字，或无“序”字。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是首先要研究的问题。 
　　与这一问题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题名下“大宋吴越国慧日永明寺主智觉禅师延寿集”的著者署名。为什么要注意这个署名呢？因为其他两篇序文或用“撰”字（杨杰序）或用“制”字（钱弘俶序），唯独延寿的序用的是“集”字，令人甚感诧异。一般来说，一部著作的作者自序，往往是作者对著作本身的宗旨、背景、动机、目的、意义等所进行的高度概括和说明，阐述的都是个人的见解，所以一般不使用“集”字。因为，使用“集”字意味着所阐述的不是自己的见解，而是汇集经论或他人所说。所以，缀以“集”字的著者署名一旦出现，必然地意味着它下面将要开始的不是序文，而是正文。所以，延寿的序文后面署以“延寿集”，非同寻常，有必要弄清其中的缘故。 
　　上文提到，《大正藏》的校注中注明元版的题名中没有“序”字，其实题名中没有“序”字的版本不只是元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藏经》第七十六册所收的《宗镜录》的底本也是高丽版，校订所使用的是南宋的碛砂藏、明代的南藏、径山藏（即嘉兴藏）和清代的龙藏四种。校注中注明，碛砂藏和南藏都没有“序”字，只有“宗镜录”三字，与元版相同；径山藏当然还是“宗镜录卷一并序”，龙藏则是“宗镜录并序”。 
　　众所周知，《大正藏》所收《宗镜录》的校订本“元版”是元代的“普宁寺版”（1277—1290年雕造刊行），而“普宁寺版”（以下简称“普宁藏”）的底本则是宋代的“思溪版”，校订所使用的则是两种“福州版”，即“东禅寺版”和“开元寺版”[3]。普宁藏既然来自于思溪版和两种福州版，当然可以理解为它继承了这三种版本的特征。而碛砂藏本分为宋代完成的部分和元代完成的部分，其《宗镜录》属于元代完成的部分，其底本是元版，所以可以认为它与元版属于同一系统[4]。 
　　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元版《宗镜录》的题名中没有“序”字，那么，完全可以推定其底本思溪版和校订所用的两种福州版之中至少有两种以上版本应该是没有“序”字的（校订理当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如果发现问题还应该参阅更可靠的本子），当然，也有可能三个版本中都没有“序”字（究竟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定，包括明代的南藏在内，在中国直到明代为止，至少有四种以上版本的大藏经的《宗镜录》的题名中应该都没有“序”字。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不仅明代以前，即使在现在，没有“序”字的版本也应该是占大多数的[5]。 
　　杨杰的序中曾经提到，《宗镜录》完成后长期被藏于经藏之中，不甚为人所知，直到元丰年间（1078—1085）才由宋神宗的弟弟魏端献王刻版印刷，这应该就是最早的刻本，我们且称之为“元丰版”。如果以“元丰版”为最初的刻本，那么其底本是抄本则自不待言，但当时抄本究竟有多少种就无从考证了。由于“元丰版”印刷的数量少，时人难以入手，所以徐思恭、法涌、永乐、法真等人在元祐六年（1091）又推出了一个校订版“钱塘新本”。他们校订时是“遍取诸录”的（杨杰序），所以，当然应该包括了一种刻本和各种抄本。不过，哪种用为底本，哪种用于校对就不知道了[6]。总之，《宗镜录》在入藏以前，在北宋时期已经有两种刻本和多种抄本存在了，后世发生的题名不一的现象，恐怕就渊源于这种版本的歧异。 
　　然而，《大正藏·宗镜录》的底本高丽版《宗镜录》的情况则与此又不相同。《高丽大藏经》（海印寺版）自身雕造的时期很早（1236—1251），而且据传校对也非常严格，但当初似乎并没有收录《宗镜录》[7]，直到1865年才将《宗镜录》作为补刻版入藏[8]，但其底本和校订所用的都是什么版本则不明。大屋德城先生根据其卷末的刊记和卷首的函号推定它的底本是高丽高宗三十三至三十五年（1246—1248），与大藏经无关，以“单行别开”的形式，按照其底本的原样刻印的，并从其函号的特征认定其底本是福州东禅寺版大藏经的《宗镜录》[9]。不过，他的推断并非基于对东禅寺版大藏经的实物调查，所以也可能有错误，因为开元寺版大藏经《宗镜录》的函号与东禅寺版完全相同，底本也有可能是开元寺版。总之，这些版本都现存，如果调查实物，自会一目了然，不过目前尚无条件全面调查，只好阙疑以待将来。 
　　既然高丽版与元版、碛砂版、南藏不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哪种版本正确”的问题。通过以上介绍的《宗镜录》刊行的历史来看，应以元版、碛砂版、南藏为正确。因为，宋元二代存在于中国本土的《宗镜录》，无论是刊本还是抄本其种类和数量都很丰富，可以进行充分的校订，而与此相比，高丽版只依据单一版本的可能性很大，其按照底本原样刻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所以，那个时代在中国刊行并入藏的《宗镜录》理所当然更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这是高丽版所远远无法企及的。所以，笔者的结论是，关于《宗镜录》的题名，应以元版、碛砂版等为准，其中本不应含有“序”字。 
　　为什么要化费这么多笔墨来讨论《宗镜录》的题名中是否本来应有“序”字呢？因为这关系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果以元版、碛砂版等为准而断定题名中本无“序”字的话，那么自然就会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宗镜录》中本没有延寿的自序。著者署名以下的部分不应该是序文，而应该是正文。换言之，高丽版和嘉兴版所谓的“宗镜录序”本不是序，而是《宗镜录》正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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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心为宗　照万法如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