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当代,文学,哲学,贫困

在文学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作品繁多，文坛热闹，但值得留下来的东西太少———文学的价值根基消失使文学判断失去了方向。于是乎，文学的思维和感受进入了“无主题变奏”状态。与文学的“论争”状态相比，这种状态就很不相同：作为文学的“论争”它是有序的结构，战斗的各方都有明确的对手，整个社会在斗争中进行优胜劣汰的文化选择。例如，在“五四”新文学时期，守旧派、革命派、改良派各据一词，但在总的社会效应上来看，却是文学在各种文化力量的推移中盘旋上升。《呐喊》等经典名著便是“论争”的结晶。而我们所分析的特殊时期，文学处于高度的无序化，一切文学因素都纷纷凸现自己，但是又缺乏对立的或联盟性的联系。例如，19世纪后期的中国近代文学，小说如野火奔腾，横扫九州。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情趣都在小说中顾盼自雄。但风云过后，连文学史家们也感叹：这一时期除了四大谴责小说尚可一谈，够资格进入文学史的作品几乎没有。这样的时期过去以后，文学不能从中取得任何重要的精神养分，只能从更前的历史或外来的新潮中寻找价值基石———这正好表明此时期是缺乏价值积淀的文学时期。

何以会出现缺乏价值积淀的文学？其原因扑朔迷离，但其中总有一个不变的因素：文学的哲学意识的沉沦。窃以为，作为世界观和主体论的哲学意识在文学中起着极大的指导作用，既决定着文学的价值选择与思维方式，亦决定着作家的生命感受与审美精神。可以说，哲学意识的变化每每从核心层改变着文学的面貌。打开西方文学史册就会发现，在现代西方文学中，“迷惘的一代”、“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和“存在主义”等，无不是以哲学意识的转变为出发点，开拓着文学的新视界，而缺乏价值积淀的文学的背后则恰恰是哲学精神的贫困。

令人困惑的是，在我们今天的文学领域也出现了“缺乏价值积淀”的情形，若作进一步考查，也与哲学意识的衰落有关系。

文学的“发问”功能日渐丧失，随之而出现了随波逐流的俗化趋势

笔者认为，“发问”是文学的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有着最深刻的贯通———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根基，这是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之一。从历史上看，远在2000多年前，屈原长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写下《天问》，开创了中国文学“发问”的传统。后来人发问的内容各有侧重，但无不与天地宇宙和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息息相关，表达出中国文学家对民生与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然而，近年来我们的文学面对现实的“发问”却极其微弱，这与当前人类面临的巨大而复杂的问题极不相称。在诸如人的处境、人的异化、人的精神危机、人的社会选择等重大问题上，社会对文学的主要诉求是希盼文学向人们提供可感知的新价值、新判断和新精神。而文学面对社会的吁求则经常出现难得糊涂的麻木。即使有的文学写出了许多社会矛盾，其中也不乏激烈和尖锐者，但很少作品能有力地将这些矛盾置入宏大的历史之中，进行富有想象力的展示。常有的现象是作品中将历史与社会的整体性疑问“微型化”为个体生活琐事，从而将哲学性命题演化为伦理性的情感性问题———道德主义传统由此大行其道，“好人”“坏人”的两极模式掩盖了人类处境的复杂性，于是在“好人一生平安”的歌声中消解了文学的发问基础。

文学超越性日渐衰退，文学活动流速加快，而文学创新的动力不足

近年来的文学“热点”不断出现，但真正持久延续的十分鲜见。文学界的话题一年一个样，但都似季风一扫而过。这种不见结果的热闹说明没有一种文学话题能获得文学的持久共鸣，更谈不上社会的共鸣———对这一现状不能用市场经济的同化作用来解释，而只能说明文学急功近利的浮躁。从当代世界文学的发展看，市场经济初兴之时，虽然人心不古，人欲横流，但往往是文学创作最富成果的阶段，其动因即在于作家作为精神价值的守望者，与社会人“经济化”过程有强烈的逆反心理，不得不强化自己的人文立场。此时的作家更加具备从时代变迁中冷静观察人性、凸现独立的自我的条件。换言之，作家坐冷板凳的心境更具有哲学意义上的超越性。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作家福克纳，身处南方传统价值无可挽回的没落时期，写出了《喧哗与骚动》这样史诗性的南方小说。然而，要做到这种“心远地自偏”之境界，必须首先具备对人生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创作是一种人的行动，而人的行动的目的性决定了他的行动的方式。追问人生终极价值的作家，往往将创作看作对人类生存的洞察，他的注意力始终是稳定的，主题也相应地表现出独特性和永恒性。而仅仅将文学当作谋生工具的人，必然会随社会的环境而不断地改变自己，为畅销而制造大相径庭的“作品”，这样的“操作”使文学空前地可口可乐化，进入“一次性消费”的行列。如今，我们的文学之所以难以成为经典，与这种状况大有关系。我们如果回首一下近20年来的文学创作，不难发现不少轰动一时的作品几乎现在连书名也没有人提了。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文学假如不能摆脱媚俗的心态，不能以深刻的默察与社会建立历史性的联系，必然要被社会文化的进程遗忘。

当然，在文学的行为方式上，并不能单纯地反对“过把瘾”、“炒一把”、“走一回”等。人的文化行为包含两个因素：神圣性的和游戏性的。神圣性的行为出自良知、信仰，不计较个人的苦乐，往往还苦大于乐。而人的行为的游戏性，既建立在世界的丰富性中，也建立在人性的游戏欲求上。就拿善来说，善是对人的一个绝对要求，但是，善的行为在层次上、表现上却是无限多样的。普渡众生是善，独善其身也是善，甚至为富裕了的人们发明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同样是善。假如一种文化不能提供人的游戏空间，人必然因丧失自由而抛弃这种文化。现在的问题是，文学行为里的游戏行为比例过大，为“过瘾”而“过瘾”，为“炒作”而“炒作”的无头苍蝇型的操作太多———这类缺乏哲学理念的弊端，无疑会成为文学的致命伤。

缺乏美学层面上的思索，使文学理论与批评中的“失语症”逐步加剧

文学理论的目的如同著名学者韦勒克所说，“是对文学原理、文学范畴、文学标准的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学必然有不同的范畴和标准，也自然有不同的理论表述和批评方法。近20年来，批评界、理论界为创立中国特色的文学范畴和批评范式做了极大的努力，曾经创造了一系列以“新”和“后”为旗号的概念，如“新市民小说”、“新状态”、“新历史小说”等等，但这些创新没有一个稳定下来而步入成长期。同时，文学界还在理论上探讨过人文关怀等指向终极价值的问题，但可悲的是，这类哲学气息甚浓的争论总是被个人恩怨式的“攻击”代替，将积极的人文之争演变为文人之争。这些都阻碍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成长。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是直觉化和意象化的。近代以来，逐步引进了不同国家的文学批评概念，其中以前苏联和欧美的为多。这些批评概念与我国固有的批评体系的区别始终没有得到科学的清理，在批评实践中，基本上是“以外为主，以中为辅”。8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文学的特性与外国批评概念的冲突，但有没有沉稳的哲学家气度和素质去探讨建立民族批评概念体系的途径和方法。当然，建立民族化的文学理论，会面临着很多智慧的痛苦，不如“拿来”方便。但不经历这一中外文学理论界融合的过程，中国文学批评会长久地成为西方逻辑体系的复制品，进而与中国文学创作形成二元对立的错位状态。

以上的弊端无不表明了当代文学哲学的贫困。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的渊源看，儒家提倡“文以载道”，但其中的道主要是仁义道德，即康德所称的“实践理性”。而对于更具有哲学性质的“玄学”向来是轻视的———这是一个先天的不足。建国后的一个时期，一些极左的思想和观点更导致了作家不敢向生存、向历史发问，这类思想和观点的影响至今仍没彻底消失。再从作家方面看，有的作家可谓历经磨难，但思想局限在经验主义思考范围，情趣横生却淡于哲理。而另外一些作家尽管熟读哲学典籍，但自己的生存状态与现实生活相隔太远，只能在思维中舞蹈，无法将思想与现实生活贯通起来。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关键还在于增强文学的虔诚，调整生存的态势，多一些发问者的忧患，多一些超越者的冷峻，多一些痛苦的诗性智慧，惟此，我们别无选择，也只有如此，才能使文学融入历史的价值创造中。

当代文学的哲学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