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谈谈,古代,文人,并称,先后,次序

  今人对于排名次序是相当讲究的。排座次，是一门十分微妙的学问。谁先谁后，都要准确地反映出其社会的地位高下差别。有人说，这种现象的根源由来已久，是中国古代“尊卑有序”的礼教传统。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古代对于排名有时又似乎要比现代人随意得多。

　　比如说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并称不少，虽说是“并称”，但真正“称”起来却总得有个前后的顺序。这个前后顺序有什么讲究呢？是不是谁地位高或者年龄大者就排前面呢？假如我们孤立地看个别例子，如“屈（原）宋（玉）”“陶（渊明）谢（灵运）”等，就很容易产生这种印象。但事实却不是如此简单。

　　宋人范正敏的《遁斋闲览》，其中一则杂记叫“编诗”，就记录了王安石对于古代文人并称先后次序的理解。王安石是持推崇杜甫、贬抑李白的态度的。有人便故意以“唐人呼何以李加杜先而语之‘李杜’”这个问题来非难王安石的观点。王安石回答说：

　　名姓先后之呼，岂足以优劣人哉？盖汉之时有李固、杜乔者，世号“李杜”；又有李膺、杜密，亦谓之‘李杜’，当时甫白复以能诗齐名，因亦谓“李杜”，取其称呼之便耳。退之诗有曰“李杜文章在”；又曰“昔年尝读李白杜甫诗”，则李在杜先。若曰“远追甫白感至诚”；又曰“少陵无人谪仙死”，则李居杜后。如此则孰能优劣？
　　
    如今人呼其姓则谓之“班（固）马（司马迁）”，呼其名则谓之“迁固”。先时白居易与元稹同时唱和，人号“元白”；后与刘禹锡唱和，则谓之曰“刘白”。居易之才岂真下二子哉？若曰“王杨卢骆”，杨炯固尝自言“余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益知称呼前后不足以优劣人也。（《说郛》第一百二十卷）

    王安石认为不能以古人并称次序为依据来评价各自的地位，所举的例子都十分有力，他所得出的“名姓先后之呼，岂足以优劣人哉”的结论亦十分正确。但是，王安石的解释却不十分明确。他认为李杜并称是“取其称呼之便”，因为汉代亦有“李杜”之称，所以叫起来上口。人们要问为什么李固、杜乔和李膺、杜密都把姓李的放在前头呢？为什么司马迁早于班固，而称姓时却叫“班马”呢？为什么白居易年长于元稹，成就亦过之，人却称之“元白”呢？也就是说，王安石尚没有解释出并称“取其称呼之便”的“便”原因是什么。

    其实同样的疑问在文学史上俯拾皆是。如嵇（康）阮（籍）、颜（延之）谢（灵运）、王（维）孟（浩然）、韩（愈）孟（郊）、温（庭筠）李（商隐）等并称，而后者都比前者岁数大，且地位和成就也并一定就比不上前者。为什么偏偏要这样排列呢？其中有什么规律呢？

    其实，答案就在王安石那句“取其称呼之便”的话里。王安石指出如此并称是因为称呼的便利，这是非常正确的。但他却把这种“称呼之便”说成是因为前人已有此称呼，所以说顺了口，这种解释就没有说到点子上了。因此他只能解释“李杜”却没能说明其它并称。其实这种“称呼之便”应该从古代语言习惯上找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在上述的并称中，平声字的居于前面，而仄声字则置于下，这样读起来就显得顺口了。

    《世说新语》第二十五《排调》有一段故事：

    诸葛令（恢）、王丞相（导）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

    在这段有趣的故事中，诸葛恢机智的回答正好也说明名氏先后的排列不能以之作为彼此优劣的证据，只不过是一种语言习惯罢了。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有一段案语，对于这个问题作了画龙点睛的解答：

    凡以二名同言者，如其字平仄不同，而非有一定之先后如“夏商”、“孔颜”之类，则必以平声居先，仄声居后，此乃顺乎声音之自然。在未有四声之前，固已如此。故言“王葛”“驴马”，不言“葛王”“马驴”，本不以先后为胜负也。如《公》《谷》、苏李、嵇阮、潘陆、邢魏、徐庾、燕许、王孟、韩柳、元白、温李之属，皆然。（792页）

    这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学并称的习惯是，当并称者的名姓有平仄不同的时候，则平声的放在前头，而仄声者居于后面。在这种情况下，前后的次序是没有什么轩轾的含义的。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2期）

    补记：近读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汉称苏李，李岂让苏？魏称嵇阮，嵇宁胜阮？以至晋之潘陆，宋之颜谢，陈之徐庾，唐之高岑、钱刘、元白，皆顺声而呼，非以先后为优劣也。”许学夷已明确指出这种现象是“皆顺声而呼，非以先后为优劣也。”可见古人先获我心矣。读书未遍，往往自以为有得，做学问确是不易！特以此记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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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古代文人并称的先后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