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荒唐,世事,红楼

　曹雪芹根本不可能想到，他这部长篇小说给后人惹下那么多的麻烦。更没有想到他这部小说后来竟被当作整人的工具，搞得文艺界鸡犬不宁。这种事也够荒唐了。

　　80年代初期，到北京学习，听过两位顶尖的红学家讲学。两位老先生都是红学界领袖班头的人物。先生开讲，自然是讲“红楼”。

　　一位专家讲曹雪芹家世的考据。老先生一脸严肃，开章明义就说：我认为，曹雪芹这样伟大的作家，对他的家世进行严肃的考证，不是可有可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这话听来平常，其实并不平常。解放后，围绕着一部“红楼”，多少风风雨雨。50年代初期，对《红楼梦》深有厚爱的毛泽东主席发起了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的弟子、“新红学派”俞平伯先生批判得一佛出世二佛朝天，甚至株连到文艺界一些知名人士。著名的红学家俞平伯这个书生，一心一意地做他的学术研究，对《红楼梦》的研究是做出了贡献的。不知如何就犯了天条。学术研究一下子被上升为“政治斗争”。要不是毛泽东的批示中有“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该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这句话，俞平伯后来也就必死无疑。曹雪芹恐怕发梦也想不到他这小说会给后世学人带来如此厄运，搞得满天风雨。真应了曹雪芹那句谶语———“满纸荒唐语，一把辛酸泪”。

　　从此之后，除了有“小人物”在大谈《红楼梦》如何体现“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以适应时代的需要。那些认真从事红学研究的学者专家们便收拾家当，噤若寒蝉了。曹雪芹先生也许不尽同意红学家们某些演绎之词。但对“小人物”把他的小说，说成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鸿篇巨著，甚至后来居然有“政治教科书”之一说。曹雪芹听了准会笑掉大牙，感慨后世人为何越来越蠢，连书都读不懂了。

　　1980年，霁风淫雨刚过，“阶级斗争”的阴影还在神州大地徘徊。老先生站在讲台上，神色庄严，对我们大谈《红楼梦》考证之必要。意义也就非同一般了。

　　老先生的学问专而精。讲到曹雪芹祖上若干代，言必有据，极尽其详。听到后来，觉得有点沉闷。说些什么，事隔多年，已经记不清了。把学术的东西绝对政治化，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个悲剧。

　　听另一位年高德重的老先生讲《红楼梦》，倒很有味道。老先生是作家，写过小说。语出不凡。开头一番话就令人震聋发聩。老先生说：红楼梦是一部伟大著作，是没有疑问的。不过，推敲起来，漏洞也不少。譬如，林黛玉进大观园时，考证起来，才几岁？几岁的小女孩懂得什么？见到贾宝玉就有那么复杂微妙的心态？就那么儿女情长？不可思议。老先生提醒我们：曹雪芹写的是小说，不是历史，更不是教科书……老先生的讲学很精彩。以创作家的学养说红楼，自然有许多精当之言，时新之论，少了一些学究气。《红楼梦》这小说确实有点古怪。贤如先生，讲到后来，也走火入魔。说起薛宝钗，他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并对薛宝钗的金锁进行考证。他说：薛家是商人。作假是商家的秉性。薛宝钗那个金锁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假造的。而且不是真金，是渗了铅的……听到这儿，我几乎笑起来。看见先生一脸严肃，也没敢笑。先生是小说家。是教授，是名家。白发上头，还是性情中人。说得爽快，就情不自禁把小说家言引入学术领域，作“金锁真假”考了……恐怕没有一部小说有《红楼梦》这样的魅力，像个迷宫。使许多研究者走进大观园迷了路，转来转去出不来。后来就有一些专门家去考证哪儿是大观园？考察来考察去，有人说北京的恭王府就是大观园。很有一些考证文章在。这就钻到牛角尖里去了。这个“大观园”在哪儿？在曹雪芹心里。曹雪芹心中有个大观园，读者们心中也有自己的“大观园”。

　　曹雪芹是写小说，不是画地图。我参观过北京恭王府，品不出红楼神韵。曹公在小说中构筑了一个亦诗亦画的“大观园”，给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想像空间。将幻化了的美丽景物穿凿指点为实景，就收缩了想象空间，缺少美感了。看看那死板的恭王府，实在没有多少诗意可寻。写小说和读小说的人知道这一点，就已经够了。

　　听过两位顶尖的红学家讲课，看过恭王府，印象大体如此。后来就没多大兴趣听人说“红楼”，更没有兴趣去看这儿或那儿的所谓“大观园”了。

荒唐世事说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