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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0日，“魅力内蒙古 辉煌六十年”第二届中国网络媒体内蒙古行记者团一行探访位于锡林浩特市内额尔敦敖包山下的贝子庙。

　　贝子庙始建于公元1743年（乾隆八年），因原属贝子旗管辖，故名贝子庙，蒙古名为班智达葛根庙。庙宇原有面积1.2平方公里，与百灵庙、锡拉木伦庙、五当召俗称内蒙古四大名庙。历经七世活佛不断修缮而成，共耗费白银174万两。该庙先后共转世八世活佛。建筑原分五大殿，中心为行政教殿、活佛殿、哲学殿、医务殿、天文数学殿以及十几座小殿，庙后山上是巨大的额尔敦敖包，共有13座“堆子”，庙周围建有五座高大的佛塔，喇嘛住宅两千余间，最兴盛时有喇嘛1200多人，其上层喇嘛与山西五台和西藏的拉萨保持着密切联系，贝子和活佛相互结合，形成“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当年清政府认为：“兴黄教即可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在蒙古地区建一庙，胜养十万兵”。因此藏传佛教也就成为蒙古民族的全民宗教。因格鲁派喇嘛戴黄色帽子，故俗称之为“黄教”。满清王朝也正是利用了宗教的这一强大作用，在我国北方地区修建了大量寺庙，1783年，清乾隆皇帝赐该庙“崇善寺”牌匾。

　　关于贝子庙的修建，有着一段动人的故事。清雍正年间，有一个名叫巴拉吉尔吉隆德布的活佛从遥远的青海历经千辛万苦，一路诵经布道，来到锡林河畔。巴拉吉尔吉隆德布受到了当地贝子（管辖3个旗的王爷）巴拉吉尔道尔吉的崇拜和赏识。清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他正式邀请当时年仅17岁的活佛到贝子旗传经。当时，草原上十分盛行佛教，牧人们听说从几千里之外来了一位活佛，便纷纷骑马、乘勒勒车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一时间，在弯弯的锡林河畔云集了无数虔诚的牧人。为了表示对活佛的敬意，在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巴拉吉尔道尔吉经过两年的筹措，开始大兴土木，建造规模宏大的庙宇。在建庙选址时，巴拉吉尔道尔吉环顾四周水草丰美的草原，一时竟不知把庙址选 在何处。于是，贝子率众人在西、南、东方向的宝勒根山、热宝拉格尔山、格义阿木山选找庙址，但却不理想。最后当众人疲惫不堪地来到北面的额尔敦山时，突然发现在绿茵茵的草丛中盛开着一朵朵黄色的小花，此时，大家禁不住欢呼雀跃起来，因为在蒙古族的色彩审美中黄色代表圣洁，象征吉祥，也代表了黄教，就这样，庙址选在额尔敦山下。从此，额尔敦山也由于贝子庙建在山下的缘故，成了牧人们祭祀山神、路神，祈祷六畜兴旺和祈求家人幸福的敖包了。从现今观点看，贝子庙选址是考虑了四面环山，依山傍水的特殊地理环境。在当时，这一带非常闭塞，建庙所用的砖、木石乃至佛像、经卷等全部要从多伦、张家口、北京甚至西藏等地运来，而交通工具又非常原始，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贝子庙建筑集中了蒙、汉、藏建筑之精华，雕梁画栋，重楼复阁，汇集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同时，那飞檐斗拱的建筑风格，千姿百态的佛像塑造，富丽堂皇的绘画装饰，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贝子庙的兴盛，当年在庙周围聚集了许多旅蒙商，他们大部分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在此建立商业网点，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原贝子庙“东商、西商、南商”几处地址就缘由于此。1937年，抗日战争前后，日寇在此设立伪政府机构，并有日本特务长期隐藏于此进行活动，这一时期贝子庙成为日伪反动王公的统治中心。1946年，贝子庙解放。解放后贝子庙逐步发展成为全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贝子庙在“十年浩劫”中毁于一旦。党的三中全会后和改革开放的20年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党和政府投资修缮了天文殿和哲学殿，并在庙内开展蒙藏医疗和地方民俗展览，昔日的贝子庙又传出了阵阵诵经声。

　　近年来，当地政府投资60多万元开始修缮贝子庙。相信不久的将来，整个贝子庙将会重放异彩。

古刹新生——网络媒体记者探访贝子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