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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富，一个非四十年代的典型性话题

文/王石川

对于金钱与财富的话题，似乎不宜多说，一说就俗。不过，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由曾国藩外孙聂云台书写的《保富法》一书却风靡于时，一时间竟招致议者无数，连书生气的柳亚子老先生都不厌其烦，举出张大复《梅花草堂集》里的一段关于明代西蜀某官僚窖金的典故，来力倡此书的“保富”精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劝戒说：富人们呀，你们一定要多做公益事业，多做善事，只有如此，才可以扬名百代。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这本书再次浮突水面，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倒真的可以读出许多话题出来。

从《保富法》原书跋中，我们可以窥见其在四十年代刊行的时代背景：“上海最近粮食缺乏，米价每石千余元。马路饿殍，触目皆是。同时舞场戏院茶坊酒家，仍到处客满。同为人类，何不平等至此？”作者自己也“外感欧陆战后凄凉困苦之状，归观北方旱灾流离死亡之惨”，因而，这本书也实在是对旧上海淫靡之风的有意针砭。有意思的是，在第三辑“育教时话”里，作者还专门对“色情刊物与跳舞”列了一个章节，感叹礼教的沦落，以至于“今日的上海，实在已经成为巴黎、纽约的雏型了。”我们并不能因此简单判断作者的传统与保守，他其实是那个开放时代里的清醒者，对于所谓“新文化家”“全盘接受欧美文化”的时弊，有着别有深意的批判心理。

这里就少不得要说说作者聂云台了。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相信当代了解他的人是不多的。他有两个身份，一是曾国藩的外孙，二是1920年起任上海总商会第一任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这一切都构成阅读《保富法》的一个前提背景。前者身份使他的书中故事有很强的身世感，因为家庭的缘故，聂云台有机会了解与外祖父同时代的一批地位显赫的官宦家庭，如李鸿章、左宗棠，同为世家子弟，对于其他豪门家庭的兴旺衰败自然就感同身受，有着别人无法体会的深刻滋味，也因而更容易从中顿悟。而总商会会长等的身份又使他对过眼的财富不免有烟云幻灭之感。于是，他从佛家教人如何培心植德开始，传播断除习气，克己修慧，福民福己的方式。如何对待财富，其实只是其中教义的一个部分而已。因而，所谓“保富”之“富”，我们可以理解为更为广义的财富概念。

从书中多篇序言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年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于聂云台“保富法”的不同诠释。 比如佛家就读出了三世因果故事；而受到西欧民主思想熏陶的柳亚子，这位曾将自己的名字大张旗鼓地更改为“人权”，字“亚卢”（意谓亚洲的卢梭是也）的大诗人，却别具一格地将之与西方现代如火如荼的公益事业进行了接轨，真可谓“智慧用益出，大哉言煌煌。”《保富法》一书当年曾经发挥了相当大的劝化力量，这恐怕要得益于《申报》对这本书的刊登连载，据说，读者在几天之内就给“《申报》读者助学金”捐款四十七万五千余元，折合成米的话，该是供给了多少困苦哀号的家庭？无怪乎时任《申报》馆经理的马荫良最为感慨，他写给这本书的序言也最为辩证细致，他对财富的定义是：一，有；二，有余。但是少数人手中财富的绰绰“有余”，后果却很严重，因为少数人的“有余”必然是建立在多数人的“不足”之上的，于是老子很多年前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多藏必后亡”。是继续“暴富”之梦还是立地成佛施行仁义的“保富”之举，这是一个问题。“世界上无形中有一个制裁”，作为时事见证的马荫良读出了两点感悟：一，保富不如不富；二，富群方能富己。这第一句话，表达的是对财富的态度，名为“保富”，实则“散富”，是以为善。第二句话却体现了对待财富的宽广境界。

忽忽然记起，《五灯会元》里有一段极有趣的对话——

出世后，僧问：

“如何是禅？”

师曰：“入笼入槛。”

僧拊掌。师曰：

“跳得出是好手。”

僧拟议，师曰：

“了。”

用来作为这本书的读后，倒是颇有些意趣的。一个人总想着如何获得财富，无异于“入笼入槛”，但唯其“跳得出”，方是其间“好手”。不过，对于当代人来说，这问题还暂时不能“了”，因为争相“入笼入槛”者仍如过江之鲫，真正能够“跳得出”的，又有几人？

“保富”，实在是一个典型性话题，而非仅仅四十年代独有。

保富，一个非四十年代的典型性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