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财富,佛教,浮沉

佛教所需处理的与财富的关系，包括获取财富的方式、运用财富的方式等。原则上说，要做到取之有道，散之有道。但如何才是合道，仍有不同的考量。

原始佛教对财物的态度是接近“全无”，或者说是“准全无”。原始佛教实行乞食制。僧人不生产，也不积聚钱财食物。每到吃饭时，僧人去化缘，人们给或不给，给多给少，给好给坏，僧人都不计较。佛陀圆寂后，佛教僧团因意见不同而发生分裂，按南传佛教的说法，这些不同意见共有“十事”。而“十事”的第一件事是：能不能将食盐储备起来，以供他日之用。最后一件事是：能不能储蓄金银财产。可见无论是储备日常用品还是储蓄金银财产，在原始佛教时期都是不合戒律的。原始佛教只是将财富视为维持最基本生存条件的必要手段。他们所要获取的只是衣食、坐具、药品等基本的生存资源；获取的方式是通过佛教信众的施舍。

但在其后的演变中，随着私有制的日益巩固，佛教僧团中也开始积聚食物钱财了。但僧团获取食物钱财的方式仍是由在家信众施舍。当佛教传人中国后，佛教的这种生存方式颇遭非议，最终导致了禅宗的“农禅”，其生存方式变他人施舍为自力更生。

禅宗从初祖达摩到三祖僧璨，无论祖师还是门徒，都还行头陀行，一衣一钵，随缘而住，并不聚集定居一处。到了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时代，禅风一变。四祖道信人黄梅双峰山，一住三十余年，弟子聚集多达五百。五祖住东山二十余年，弟子多达七百。这两代禅宗弟子定居一处，集体生活，实行生产自给，把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都当作禅的修行，过着一种农禅的生活。此后又有禅宗高僧怀海制订《百丈清规》，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农禅是中国佛教对中国社会的一种适应。农禅之所以可行，因为禅宗在提倡生产劳动的同时，将参禅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既实现了生活上的自力更生，又不耽误修行，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和贡献。许多禅师就是在生产劳动时开悟的。如香严禅师在田间除草时，把一块瓦砾抛出，瓦砾击中竹子，发出清脆的响声，在此一瞬间，香严开悟了，说出了著名的开悟偈：“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

然而，农禅这种自力更生获取生存资源和财富的方式只是特例，古代社会的绝大多数佛教僧团还是依靠施舍，来求生存、求发展。即使是依靠施舍，在佛教发展过程中，佛教僧团还是能积聚大量财富。这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如何运用这些财富，或如何散之有道?

用财和散财的方式当然与获财的目的紧密相连。从本质上说，佛教是不应占据和享受社会财富的，因此，由众生施舍而获得的财富除满足僧团的基本物质需求外，其余部分应该用来造福社会、造福众生。否则的话，不但违背佛理，招致世人诟病，而且在极端情况下，还能使佛教招致灭顶之灾。中国历史上有四次灭佛事件(被称为“三武一宗灭佛”)，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不容忽视。每当佛教的经济实力、物质财富积累到了占社会财富的相当比例后，当教团的人数增加到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定比例后，佛教就会受到激烈的批评，乃至发生排佛灭佛事件。

而本着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精神，佛教僧团理应积极地开展利益众生的各项事业，尤其是慈善事业。中国佛教的慈善事业有着悠久传统。早在北魏就出现了“僧祗粟”，用于欠收之年赈济饥民。此后，寺院建“义仓”、“悲田坊”、“安乐坊”、“养病坊”、“安济坊”，甚至还有专收麻疯病人的“疠人坊”、“福田坊”，还有埋葬无主尸首的“漏泽院”等。而在灾荒和战乱年代，各寺院普遍施粥、施衣、施药、施棺。另外，在民间公益事业方面，寺院和僧人经常发起或参与了修桥铺路、开渠挖沟、植树造林、放生护生等活动。佛教的这类消灾解难、扶贫济困活动和慈善公益事业，既减轻了民众的苦难，又增强了佛教的影响力，使其教义更能为人们接受。（信息来源：摘自《灵山海会》）

财富与佛教浮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