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中国,僧伽,生活

色，如果黑色再多一些，就会近于黑色了，这种缁色可能与有部的赤衣（黄赤色）有关。东晋和石赵时，僧人便有「缁衣」或「缁流」的称号，如刘宋时孔凯称慧琳为黑衣宰相（见《通鉴》）。齐初荆州竹林寺僧慧与玄畅被称为黑衣二杰（见《高僧传·僧慧传》），可见「缁衣」久已成为僧人的专称了。一直到清代，僧人也仍著缁衣。
　　「缁衣」和「白衣」是僧俗的对称，如果说到在家与出家，通常会提到「缁素」、「缁白」这些名词，为何在家人会被称为「白衣」呢？那是因为当时一般人多穿白衣的缘故。原本在汉朝时，平民多穿青绿色衣（注五），到了三国时，由于天下历年荒乱，人民更加困苦，所以穿白衣成为习尚。正在这时期僧侣增多，衣服尚缁，才造成「缁素」的说法（注六）。直到唐代，一般百姓仍穿著白衣。
　　但是僧服也不一定一直是缁色的，北周武帝时曾因「亡高者黑衣」的谶语，下令僧侣改穿著黄色衣（见《僧史略》）。从此以后僧人常服的颜色便五花八门起来了，如有黑色、赤色衣，也有青黄间色衣、褐色衣。
　　[僧人以方袍为常服]
　　僧侣常服的式样在最初与俗服相同，直到东魏法上法师时僧服的样式才有规定（注七）。经过隋末的丧乱，僧侣的服装又与俗服混同起来（注八）。唐朝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传》中提到唐时僧尼著用禅袍、襦、衫、□裤（有裆的短裤）等类衣服（注九），还有特制的如偏衫（注十）和方裙二种衣物。
　　其实那些亵衣、襦、衫等未必有所规定，仍是随著时代与俗人的衣服一样。汉魏的俗服是常常变更的，有时广领而大带，或作垂胡袖，或长裙曳地，或短衣蔽脚。僧人的外衣为与俗服有区别，所以才有「方袍」（另一名称为「海青」）的出现。「袍」是长衣（长至足上，有表有里）的统称，一般人都穿著长袍，僧俗袍衣的差别是在裙与袖作法不同，「方」是对「曲」而言的，汉朝时的江充就曾穿著曲裙单衣去见汉帝（注十一），可见俗服是曲裙而僧服是方裙的。而且方袍的衣袖也是采取方的，不像俗服的袖管作窄而圆的垂胡式，这应当是「方袍」
　　名称的由来。
　　在宋元明三代，僧人也穿著「直裰」，如明朝莲池大师就曾在《沙弥律仪要略》中告诫新学的沙弥，在入厕前要「于竹竿上挂直裰，摺令齐整」，可见当时的僧人常服即是直裰。直裰是一种比较宽而又大的长衣，背的中缝直通到下摆，所以也称为「直身」，是宋代士大夫阶层平时所穿用的服式。
　　僧衣的另一名称是「衲衣」。衲是补缀的意思，因为袈裟是由多数碎布补缀而成，所以译作衲衣。在《长阿含经》中曾提到迦叶尊者著衲衣去见佛陀。《大智度论》中也有说五比丘曾问佛陀：「当穿著何种衣？」佛告诉他们：「应披衲衣。」这都是指袈裟而言，但是后来僧侣的常服，也常是破旧经过补缀的，衲衣于是成为僧服的通称。由于穿著衲衣的缘故，所以比丘也常自称老衲、衲僧、衲子，僧众就称为衲众。
　　◎结语
　　中国佛教与印度原始佛教的僧团生活，基本上有很大的差距，佛制三衣是为让比丘遮身和御寒之用，所以三衣不可一刻或离，例如若不穿安陀会就会成为裸形外道。但是在中国，三衣只有课诵、佛事、法会时才会穿著，与原制相差甚远。直到现在，中国的僧服仍是分为常服、法服二类，只是连方袍也成为佛事法会时的服装，而平常所见的就是短褂、罗汉褂、长衫等衣服了。
　　中国僧服的演变，使我们看到僧人受到各种社会风尚的影响，而不断改变僧服的颜色与样式，或许有人会以为僧人如此就是同于流俗，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正因为这种根植于本土的改革，不但使僧人生活的基本所需得到安顿，更创造了属于中国的穿衣风格，才使僧人于中国继续生存下来，而不受限于印度的原制，这种渐次转变的过程，或许可以做为中国佛教迎向时代的一面借镜。
　　【注释】
　　注一：「僧伽黎」是大衣，专供外出如进入王宫及城镇村落时穿用；「郁多罗僧」是上衣，供僧人礼诵、听讲、布萨时穿用；「安陀会」是中宿衣，供僧人日常作业和睡觉时穿用。
　　注二：《摩诃僧只律》卷二十八：「比丘不听著上色衣，上色衣者，丘□染、迦弥遮染、俱毗罗染、勒叉染、卢陀罗染、真绯、郁金染、红蓝染、青染、皂色、华色，一切上色不听。应用根染、叶染、华染、树皮染，下至巨磨汁染。」
　　注三：参阅印顺法师，《教制教典与教学》，页六七。
　　注四：明代的僧人分成禅、讲、教三类。禅，指的是参禅；讲，指的是禅门外的其他宗派；教，指的是为人念经拜忏的「经忏僧」。
　　注五：《汉书·成帝纪》：「承始四年诏：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
　　注六：参阅周叔迦，《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册，页七一八。
　　注七：《续高僧传》卷十《法上传》：「自（法）上未任已前，仪服通混。一知 纲统，制样别行，使夫道俗两异，上有功焉。」
　　注八：《续高僧传》卷十八《慧休传》：「荒乱之后，法律不行，并用铜盂，身御俗服，同诸流俗。」
　　注九：《南海寄归传》中提到：「且如神州只支偏袒，覆缚方裙；禅裤袍襦，咸乖本制。」又说：「东夏诸尼衣皆涉俗，所有著用并皆乖仪。....只支偏袒衫裤之流，大圣亲遮。」
　　注十：《释氏要览》卷上引竺道祖《魏录》：「魏宫人见僧袒一肘，不以为善，乃作偏袒缝于僧只支上，相从因名偏衫。」
　　注十一：《汉书·江充传》：「充衣纱□单衣曲裙。」《何并传》师古注：「□愉，曲裙单衣也。」
　四、白云深处古刹多
　　「住」是人类生活中重要的一环。翻开历史，从最早的穴居，到今日的大厦公寓，居住条件与环境一变再变，不但空间分配与运用大不相同，日常起居更随之而异，不再像古代只是单纯为了避风雨寒暑及野兽侵扰。同样的，佛教经过二千五百年的时间变异和万千公里跨山渡海的空间转换，僧人居住的品质，不管是居住条件、空间分配乃至起居习惯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革。
　　◎佛世比丘依树下住
　　[少欲知足，精进办道]
　　佛陀成道之后，开始说法济生的工作，席不暇暖地在恒河两岸教化。随佛出家的弟子们跟著佛陀过著游化的生活，白日游行乞食于村落，暮时禅修止于「阿兰若」（远离人群喧闹的寂静林野），或息于冢间（适合修不净观），或住于树下（见树叶颜色转变，易生无常之想），或露地坐，不管那一种，皆为舍离对自身的爱著，思惟正道，过著少欲知足的生活。其中以住于树下最为普遍，是比丘「四依法」之一。而所谓的「住」，是「但坐不卧」，为的是让比丘破除对色身的执著，时时保持警觉，专注修行。
　　然而印度五月至八月是暴雨急骤的雨季，在这段时节里，游行与树下住皆诸多不便，不仅所著的衣物常淋得既湿且重，携带吃力，行走疲劳，甚至人也有被大水吞噬的危险。更何况这是草木生长的时期，路上处处都有虫蚁，此时出游难免践踏生草伤害虫命，所以佛陀将每年雨季定为「安居期」，比丘可以在有覆盖的固定处所夏安居，平时才住在树下。
　　[僧伽蓝的缘起]
　　随著出家僧人增多，集会需要一定的场所，每年雨安居时更需要有专门的住处，加上信众要求供僧，因此便有伽蓝的产生，伽蓝即是僧院，指的是僧众居住办道的宅舍。
　　第一位供养房舍给僧众的居士是频婆娑罗王，他在王舍城的迦兰陀竹林内建造了「竹林精舍」，佛陀的行脚才有了驻锡之所。后来又有给孤独长者、只陀太子在舍卫城花园中，修建了可容三百人的大室、禅房静处六十三所，以及冬室夏堂、厨房、浴室、洗脚处及大小圊厕等各种设备，这就是有名的「只树给孤独园」，与竹林精舍，并称为佛世最初的两大伽蓝，佛陀驻足其中说法多年。
　　佛陀并制定了营造伽蓝的基本法则，佛弟子如大迦叶尊者等，都曾亲自带领建造僧舍。当时的伽蓝只是众僧集体居止修行的处所，佛陀曾对诸比丘说：「若用居止房舍、床褥、卧具，非为利故，非以贡高故，非为严饰故；但为疲倦故，得静坐故也。」从早期的树下住到住僧院，比丘住的方面仍以维持色身所需，以便修道为原则。
　　除大伽蓝外，尚有小型的小屋，称为「兰若」，须建于离村落三里的僻静地方，为少数或个别僧尼的修行所。另有在山林中开凿的石窟，亦为僧人的住处，一般是开凿岩窟成一长方形，入口处开有门窗，窟内中间大厅为僧人集会、经行之处，两边排列著僧房。
　　◎佛灭后，塔与石窟的兴起
　　佛入灭后，佛弟子为纪念佛陀，开始建塔，早期的伽蓝，那怕是一所用树叶建造的茅蓬，只要那里有座塔，有人经常说法，四方僧众即可入内洗足安床，自由来去。而一所完备的伽蓝则另有一些特点，譬如门前有一座建筑名叫「门前水阁」，是一个以泥壶藏水的地方，主要是供信众在入寺之前净面及洗手足之用，这个特点在传入中国之后，演变为寺院前的蓄水池、蓄水缸等。
　　石窟则始自于阿育王时期，有两种基本类型：一为礼拜窟，造有塔及佛像等供人瞻礼，是众人聚集礼拜的场所；一为禅窟，为僧众禅修和居住的地方。礼拜窟的构成是一长方形前室和一圆形内室，前室为讲堂，左右开凿许多小型石室，仅可容纳一人，以便僧人住在里面坐禅苦修；内室为圆顶建筑，是全窟的中心，室中刻有一座象徵佛陀涅盘的塔。印度早期的礼拜窟没有佛或菩萨的像，而晚期的石窟则除了塔之外，佛像随处可见。
　　这些石窟在佛教传入中土以后，对敦煌、云冈等石窟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只是中国僧人绝大多数住于僧院，并无住在石窟中的传统。因此中国石窟一般很小，没有集会讲经的讲堂，大抵都是雕像画佛，作为观像之用，而在洞窟的前面或旁边另建寺院，作为僧众居住和集会的地方。
　　◎中国佛寺院落式格局，空间功能丰富
　　[第一座佛寺──白马寺]
　　东汉明帝年间，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应邀来到洛阳，住于鸿胪寺（朝廷接待外宾的机构）。朝廷在洛阳雍门外另建一座精舍供他们居住和安置佛像经典，称白马寺，是佛教传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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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僧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