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字：中国,僧伽,生活

　一、中国僧伽的生活
　　佛教僧人的生活，是依著「四依法」的原则，所谓四依法是：（一）常乞食；（二）穿粪扫衣；（三）住树下；（四）陈弃药。因此，出家人依行乞过日子，身穿粪扫衣，坐卧树荫下，只用陈弃药。如果佛教徒要捐赠给僧团和比丘个人，仍可以收下使用，依佛陀的看法，居士们相信施舍或捐赠，可让自己得到福报，为了不让对方失望，也不必拒不接受。
　　但是佛教传到中国，首先是它剃发染衣、割爱辞亲的作风，与中国固有的伦常及孝顺的美德冲突，再来便是劳动生产的问题。印土戒律里规定比丘要以乞食为生，不得垦土掘地，以免杀死地下的生物，所以比丘不能自行耕种，连挖地、种树、种菜也被禁止。而中国古来社会重视劳动生产，很难接受一个群体可以与尘世脱离，可以不尽军事义务、不受王权监管，于是便讥嫌不从事生产的比丘是「乞丐」、「流浪汉」、「寄生虫」。这样的讥嫌使比丘无法获得生存空间，既
　　没有生存空间，弘法度生还谈得上吗？
　　在衣服方面，戒律规定每位比丘最多只能拥有三衣，那是在印度气候下的衣著，到了中国，三衣怎够抵御寒风？而且偏袒右肩露出臂膀，根本不被礼仪之邦的中国所接受，在当时的汉朝，袒露出左或右的胳臂，还是一种有罪的刑罚。如此，在中国寒冷的气候及大社会文化使然下，僧人衣著转变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僧人立足社会弘法的开端！
　　关于住的方面，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已有了高度的建筑艺术，当初接待第一批到达中国的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的地方，就是后来号称中国第一座佛寺的白马寺前身──鸿胪寺，所以从一开始，中国的僧人就已住进寺院。又因气候的关系，住在树下亦是不符合现实需要的。
　　中国僧人为了适应中国的风土民情，以佛制的「随方毗尼」作为教导原则，调整僧伽的生活方式。于是中国的僧人不向人乞食而自行耕作，自给自足。从马祖道一禅师以下，开创出农禅的丛林制度，一千多年来，影响著整个东亚地区僧人的生活。
　　不但饮食、居住的环境改变了，衣服也从只有法服的形式，增加了常服的样式，使得三衣由御寒、蔽体的实用功能，转变成只有在佛事、法会等隆重仪式中才穿著的功能，而常服却在中国俗服的影响下逐渐转变，在唐朝时还曾与俗服混同，使得义净大师感慨地说：「所有著用并皆乖仪。 .... 只支偏衫裤之流，大圣亲遮。」而今日僧人所穿的罗汉褂、短褂之类还是民国以来改良过的，可见中国僧衣依然是一种「活」的服装。　　审视过去中国僧伽生活方式改变的历程，它可说是佛教中国化最现实的基础，而在二十世纪末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佛教如何现代化？僧人的生活是否仍要主张农禅方式？这是现代僧伽不能不思考且接受挑战的课题。
　二、农耕、素食、禅僧
　　饮食，是生物维系色身的要件之一。一般人每日尘劳奔忙，最低限度的目标便是求得衣食温饱，如果能吃饱穿暖后，最好还能吃得好，穿出地位；对出家僧人而言，要能专心办道，首先也是必须安顿色身，但佛陀教导比丘将食物视为「药」，只是以食物治疗饥病，滋养色身，长养慧命，不可恣意贪食。
　　原始佛教时的僧人以乞食为生，在律藏中关于「食」的规定非常多，都是佛陀依著当时的情境而加以制定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为适应民情风俗，中国僧人食物的来源、形式与内容，就产生了另一番新的风貌。
　　◎农禅生活 自耕自食
　　佛世时，比丘们身披袈裟，手持著钵，四处乞食游化，只有在雨季里，才回到精舍或固定的一处结夏安居，此时不再出外托钵。对僧人而言，「乞食」蕴涵著深远的意义──一方面是降伏骄慢，不贪美味，毫无选择，专心修道；另一方面则是藉著乞食因缘与居士接触，给予布施种福田、说法的机会。所以，乞食是僧人的正命，垦土掘地、种植蔬果以致伤害生命，这是原始佛教所不许的。
　　佛教初传中土，中国沙门仍然坚守著佛陀的遗教，后来僧人逐渐放弃托钵乞食的方式，最早可见的记录是东晋安帝义熙元年（西元四○五年）道恒的〈释驳论〉中指出当时沙门「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可知当时僧人已开始耕种了。
　　为什么中国僧人无法再过乞食的生活呢？这与中国的民情及僧团在中国的发展有关。
　　在中国的文化里，「乞讨」是卑贱的行为，何况在普遍重视劳动的大社会，僧人乞食，被视为「不事劳作，不事生产」，难以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与尊敬；其次僧团人数不断增加扩大，寺院又位处偏远，端赖托钵乞食有实质的困难。在此情况下，自南北朝以降，皇室贵族以赐田与舍田的方式供养僧人，不再直接布施饮食；相对地，僧团也必须自行组织生产的方式，以便自给自足。
　　到唐朝时，马祖大师创建丛林，百丈禅师立下清规，正式开启中国僧伽生活新型态，僧人开始过著「昼而农、夜而禅」自耕自食的农禅生活，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身体力行的高风亮节，成为后代僧人效法的榜样，在作务中修行也成为僧人奉行不渝的信念。
　三、中国僧服知多少
　　剃除须发，身著染衣是佛教僧侣最显著的标志。
　　剃除须发的出家仪式，自佛世至今二千多年来都没有改变，但是在僧服却依佛教传布地区气候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变化。尤其中国幅员广阔，南热北寒，佛教流传时间最久，以致中国僧侣的服装在时代中变迁很大，与印度原始佛教僧侣的服制比较起来，不论在形式、颜色及功能等各方面都相差很远。
　　◎原始佛教僧人穿著粪扫衣
　　[去除贪心、拣别外道
　　在僧团成立的初期，佛陀和他的弟子们都穿粪扫衣──一种用破布制成的衣服。这些破布或来自墓地，或是在大街上、垃圾场捡来的。后来佛陀也允许信徒供养僧伽布料，不过要先把它剪成几块，然后缝在一起，为的是要减低它的价值，减少僧人的贪染。穿这样的衣服除了表示僧侣过的是一种简朴的宗教生活外，还有拣别外道的用意。因为当时其他教派的苦行者，有的穿著树皮或草制成的衣服，有的穿用毛、羽绒或鹿皮制成的衣服，甚至有的人一丝不挂（在印度至今仍有这样裸形的苦行者）。佛陀不仅不主张纵欲的行为，也不提倡上述极端的苦行，因为他从经验里得知这种苦行对解脱并没有任何助益，而粪扫衣能够去除比丘对外在物质的贪欲，又足以达到遮蔽身躯、保护身体，防御冷、热、蚊、虫、风等的功能。它毋宁是当时一种最好的、最简便解决穿衣问题的方法。
　　佛陀反对苦行，也反对奢侈，所以规定僧人只能拥有三衣──安陀会、郁多罗僧和僧伽黎。安陀会是五条布缝成的中宿衣（下衣），郁多罗僧是七条布缝成的入众衣（上衣），僧伽黎是九条乃至二十五条布缝成的大衣（注一）。三衣之外加上僧只支（覆肩衣）和涅盘僧（裙子）则成五衣。
　　[以「点净」或「染净」破坏衣色]
　　这些衣服除在缝制、数量上有所规定外，在颜色上也规定要先「坏色」，不许用上色（注二）或纯色，如黄、赤、青、黑、白五大色就不许著用。佛陀教导比丘们从树根、树皮、树汁和花提炼染料，破坏衣色的整齐，免除对衣服的贪著。
　　平常我们所说的「袈裟」就是「染色」、「不正色」的意思，在佛世时只有指出那些颜色是不适当的，到佛灭后，由于各部派所持的律有所不同，对如何是「坏色」也有不同的看法，大抵分为二种──「点净」或「染净」，「点净」是在新衣上有一处点上另一种颜色，「染净」则是将新衣染成坏色，不论是「点净」或「染净」，法定有三种坏色──青（青而黑的色）、黑、木兰色（赤而黑的色）（注三）。
　　[袈裟颜色随部派规定有所不同]
　　西元二、三世纪时，印度的佛教在戒律上分为五部，为标帜自己的宗派，三衣便有不同的规定，如后汉安世高译《大比丘三千威仪》中便举出萨婆多部著绛袈裟，昙无德部著皂袈裟，迦叶维部著木兰袈裟，弥沙塞部著青袈裟，摩诃僧只部著黄袈裟。现在东南亚各国的僧人都著黄色袈裟，正是摩诃僧只部的流传，虽然五部的衣色不同，但原来的赤色袈裟却在五部通用。
　　西元七世纪时，义净法师传来的说一切有部的律制，谈到僧服的颜色是赤色的，而玄奘大师旅印时所见那揭罗曷国保存佛陀的僧只支是黄赤色，梵衍那国阿难弟子商那和修的九条僧只支是绛赤色，可见有部的僧衣是赤色的。
　　◎中国的僧服分为法服、常服二类
　　中国天气较印度寒冷，仅仅三衣不可能御寒，所以三衣之外需有其他衣服。因此中国僧侣的服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常服，就原有的服装稍微改变式样而成，为御寒之用，是僧人日常穿著的；一类是法服，就是只在法会佛事期间穿著的三衣。
　　[紫袈裟、朱红袈裟为尊贵衣]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有部僧侣到中国弘法的人最多，汉末牟融的《理惑论》中说：「今沙门被赤布，日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可见当时的僧服是赤色的。唐武后时，沙门法朗等九人翻译大云经，武后依唐代三品以上服紫的规定，赐给他们紫袈裟（见《唐书》）。从那时起至宋代僧人以受赐紫衣为荣，一时之间，穿著紫色、绯色衣蔚为风尚，完全不按戒律的约束。
　　袈裟的颜色随意选用，特别是随著常服的颜色而任意改变。如常服有缁、黄、褐等色，袈裟也有著许多颜色。在《酉阳杂俎续集》中就曾形容僧人的法衣形状如稻，颜色如莲；又说如赤麻白豆，若青若黑。虽然中国僧衣的颜色如此多样，一般还是以朱红袈裟为最尊贵。但是古代所谓「赤衣」是红而兼黑或红而兼黄的颜色，并不是纯赤色。
　　僧服颜色混乱的情况，一直到了明代洪武初年制定僧侣的服色才得以统一。那时规定的服色是──禅僧（注四）茶褐色常服、青色腰带、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色腰带、浅红色袈裟；教僧黑色常服、黑色腰带、浅红袈裟。而现在僧侣的常服大多是褐、黄、黑、灰四色。
　　[「缁衣」成为僧人的专称]
　　僧侣的常服在最初时是与俗人相同的，只是在颜色上有所分别，如缁衣之类，它究竟是什么形式，什么颜色呢？
　　缁色是黑色中带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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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僧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