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先生曾言“自一般人民之思想起，以至一物一事，莫不受佛教之影响”[1]。的确，随着佛教的入传，作为重要载体的佛教艺术亦随之接踵而至，共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其中又以石窟寺艺术为最。随着佛教对世俗社会渗透的加深，世俗政权意识到它对维系、加强统治的作用。于是，他们便不仅给佛教以一定的发展空间，而且更自觉不自觉地对其艺术进行模仿改造，从而在生活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陵墓便是其中一例。佛教石窟寺是僧徒为供奉佛像而凿建，陵墓乃世俗社会为其最高统治者而建造。二者的对象都是各自生活世界中的主宰者，这样的地位使二者具备了互相借鉴的可能，由此使它们进而互相影响、互相模仿。当然，在这方面主要是佛教石窟寺艺术对陵墓的影响要来得大。
石窟寺最早见于印度孔雀王朝，其出现与亚历山大帝入侵及印度与西亚建立关系是相关的，石窟寺建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阿育王（A1oka）。在岩石中凿建石窟寺的观念可能是阿育王从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借鉴过来的。经学者们研究，阿育王开凿石窟寺之举受后者皇家石窟陵墓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今可确知始于阿育王为邪命外道在巴拉巴尔山（Barabar）开凿二洞窟。实际上，时阿育王对佛教徒也有类似施舍，只是尚不见于题记，不敢遽断而已。也就是说，石窟寺从一开始就是受到陵墓的启发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石窟寺与陵墓有着不可或分的渊源关系。事实上，这一关系后来在中国也得到进一步体现。
经阿育王倡导佛教之后，开凿石窟寺得到推广并成普遍实施之手段，这在中国也不例外。北魏在文成帝恢复佛教以后，到孝文帝太和初年，佛教又在北魏统治集团中盛行。宗教的影响逐渐渗入到陵墓制度中来[2]。在我国，以石窟寺为陵墓之举可以溯及北魏文明太后方山永固陵。在永固陵前方600米处为永固堂，再南200米处有带回廊的塔院遗迹，这就是《水经注》所载佛寺——“思远灵图”[3]，在陵园中布置佛寺可能是出于冯氏的本意[4]。此举开创了我国陵园布局中墓寺结合的新形式，恰如其分地体现了统治者对佛教极端重视和佛教对世俗政权的渗透。
北朝以来，统治者除了普遍支持僧俗开凿佛教石窟的活动之外[5]，更有直接以佛教石窟为自己陵藏的举措。这或许是肇始于永固陵墓寺结合的滥觞。东魏武定五年（547），高欢死，便葬于鼓山石窟寺。《资治通鉴》卷一六〇云：“〔太清元年八月〕甲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6]又，《永乐大典》卷一三八二四《智力寺条》引《元一统志》云：“寺在磁州武安县，齐高欢薨于太原，默置（棺椁）于（磁州）鼓山（智力寺）天宫之旁，即此滏阳，乃虚陵也。”[7]《续高僧传》卷二六〈明芬传〉云：“仁寿下敕，令（明芬）置塔于慈州之石窟寺，寺即齐文宣之所立也，大窟像背文宣陵藏中诸雕刻骇动人鬼。”[8]可知墓穴凿在窟内像背。经李裕群先生考证认为高欢陵藏应指北响堂北洞而言[9]，因现北响堂北洞中心柱南侧壁顶有墓穴，且北洞规模最大，符合“大窟”之称。《北史》卷一三〈后妃列传〉载西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失宠，于麦积山出家为尼，且死后“凿麦积崖为龛而葬。……后号‘寂陵’”[10]，俗称“魏后墓”。今在麦积山C43正壁后方发现有一另开凿的不十分规整的长方形洞穴，似为停放灵柩之地[11]。以上是中国早期统治者利用及改造石窟寺的两个典型事例，一方面体现了佛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石窟寺与陵墓之关系在中国的加强。如果说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为当时各教派凿建石窟时，尚仅停留于模仿的程度，那中国则是把陵墓与石窟寺二者结合起来，直接以石窟寺为陵藏，也就是视后者为陵墓了。这一切皆基于佛教对世俗社会的深刻影响之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创新。于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北朝时期中国佛教石窟寺与陵墓关系之一般。
值得一提的是，在敦煌、云冈、龙门石窟都发现有专门用于墓葬的石窟——瘗窟。通过系统勘察得知，龙门石窟目前能够确定的瘗葬洞窟就有三十九座，并且可以看出盛唐以降瘗葬洞窟的数量有了大幅度地上升[12]。这是佛教信仰意识与新型世俗观念相融汇后而形成的一种丧葬习俗，成为中原一带一种新葬式。这种瘗窟直至金代仍有发现[13]。
此外，在中国佛教石窟寺类型中，有一种影窟，数量不多，规模一般不大。若有造像所供养者是佛教信徒的形象，如置某位高僧像。其特点是凡是影窟皆有高僧影像。影窟的建造主要是为了纪念该高僧，如敦煌藏经洞C17即是高僧洪（巩言）的影窟。在考古发掘中，也有类似墓葬发现，成都抚琴台前蜀王建墓即是。该墓为前中后三室墓，其中室有须弥座式的棺床，后室靠后处有一石床，床上有王建石造像[14]。不难看出此墓与佛教石窟寺中之影窟颇似，只是王建墓仍以陵墓为主同时兼备了影窟的特点，这一点与前文所言以石窟寺为陵藏者有别。此外，经沈仲常先生考证，王建及孟知祥墓的棺床为佛座[15]，同时前者棺床石刻乐伎表现的是“弄佛曲”[16]，而非其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艺术对陵墓制度的影响。
注 释：
[1]梁思成《中国雕塑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页49。
[2]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页521—530。
[3]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页29—35。
[4]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页38。
[5]〔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6月，页3043。
[6]〔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六〇“辛未，高澄入朝于邺”条，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6月，页4957。此事《北史》及《北齐书》均不见载。
[7]《永乐大典》卷一三八二四《智力寺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6月，页5926上栏。
[8]〔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二六〈明芬传〉，《大正藏》卷五〇，页669下栏。
[9]李裕群《天龙山石窟分期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页57中及注释[2]。
[10]〔唐〕李延寿撰《北史》，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10月，页507。
[11] 董玉祥《麦积山石窟的分期》，《文物》1983年第6期，页24。
[12] 王去非《关于龙门石窟的几种新发现及其有关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页120—124；张乃翥《龙门石窟唐代瘗窟的新发现》，原载《考古》1991年第2期，页160—169；后收入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8月，页241—257。
[13]张燕、李安福《陕西甘泉金代瘗窟清理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页75—80。
[14]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
[15]沈仲常《王建、孟知祥墓的棺床为佛座说试证》，《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11月，页107—111。
[16]迟乃鹏《王建墓棺床石刻乐伎弄佛曲说探证》，《四川文物》1997年第3期，页18—22。（信息来源：《法音》 文：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