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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禅身边工作的人劝他不要写，要三思而后行，但他是个急性子，说干就干，很快就动笔了。他先用藏文写，然后组织人员译成汉文，至１９６２年６月初定稿，呈送国务院，标题为《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全文洋洋洒洒７万多字，被称为“七万言书”。报告共分８个部分：①关于平叛斗争；②关于民主改革；③关于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④关于统一战线；⑤关于民主集中制；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⑦关于宗教；⑧关于民族工作。报告系统地、直言不讳地分析藏区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失误及其原因，对存在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也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周恩来反复看了“七万言书”，作出了精辟的概括：“班禅的报告，可分作七个认识、八个问题、五个宗教原则。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个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总理指的八个问题即报告的八个部分，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可非议。“可以拿过来”的五个宗教原则，就是班禅很有见地的五项主张，即放弃剥削，民主管理，“宪法进庙”，从事劳动，政府关怀补贴。至于七个认识，则是从“七万言书”中抽取的七点不同认识。总理认为班禅在这些认识中，很多是片面的，错误的，应该和他讲清楚。但总理同时认为，“这些思想认识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是站在爱国立场上提出来的”。

遗憾的是，在１９６２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在全党开始蔓延，有些人认为“七万言书”是“农奴主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是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甚至认为是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八万言书”互相呼应，“一个在党内，一个在党外，共同向党进攻”。更有甚者，把班禅的意见与中印边界问题联系起来，认为是“具有国际背景的阶级斗争”。

年轻气盛的班禅，面对这种无限上纲上线的严厉批判，无法忍受，他一再申明自己的动机是好的，只是口快心直，根本不存在反党问题。他说：“我这个人看到‘左’的错误，看到不合理现象，看到老百姓吃苦受难，从心底感到气愤，根本坐不住。要我不讲话，或者讲好听的假话，或者闭上眼睛，我根本办不到，这大概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吧！”

１９６４年秋，自治区筹委扩大会对班禅再次展开了猛烈的批判，班禅据理力争，但发言屡被打断。不久，班禅被撤销区筹委会代理主任职务。接着，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也被撤销，只保留了政协常委职务。１９６６年夏，“文革”开始了，少数红卫兵不顾中央的指示，擅自召开批斗大会，并抄了班禅的家。１９６８年夏，林彪集团把班禅带走，送去“隔离监护”，实际是投入监狱。从此，他经历了９年又８个月的铁窗生活，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班禅才于１９７７年１０月走出监狱。

辛劳过度，英年早逝

班禅虽然蒙冤受屈，但并不后悔上“七万言书”。他始终认为周总理说的“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完全正确，为此向有关领导表示：“过去我确实犯了错误，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今后我准备好好总结一下，再给中央写个检讨报告。”

班禅出狱后，想找一个伴侣共同生活。他在认识董其武的外孙女李洁之后，向其求婚。李洁生于１９５８年，比他小２０岁，系军医大学的漂亮女学生，被班禅大师的气质所吸引，也愿意放弃学业，与大师完婚。但此事遇到舆论阻力。班禅申辩说：“喇嘛结婚并不违反教规。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诛结了婚，达赖的弟弟也结了婚，他们都是活佛，可见一定程度是可以结婚的。”他们二人向中央打报告，申请结为伉俪。１９７８年６月，由邓小平亲自批准同意，在街道办事处领取了结婚证书。接着在民族文化宫隆重举行结婚典礼，李先念、张爱萍、杨得志、阿沛·阿旺晋美、赵朴初等参加婚礼。婚后，李洁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秘书。两人生有一个女儿。

１９７９年西藏分裂势力打出“独立”旗号，班禅旗帜鲜明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想起周恩来生前的谆谆教导：“你要经常注重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充分地、正确地行使民族区域的自治权。”于是他在讲经传法和政务活动中，屡屡强调要加强藏汉民族的团结，反对分裂。他说：“我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对于分裂祖国的行径，我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也反对，我愿为维护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作出最大牺牲。”

班禅大师恢复政务活动后，在１９７９年７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副主席，接着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补选为副委员长，从此重新走上了国家领导人岗位。有人问他对“左”的偏差给他精神上带来的巨大伤害有何感想，他说：“与老一辈革命家们所受到的迫害相比，我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了，党中央已经给我彻底平反，使我在政治上获得了第二次生命，重新得到了为全国各族人民和藏族人民服务的机会，我恳切地希望大家摒弃前嫌，团结起来向前看，互相谅解，互相勉励，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并肩携手，为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出力。”

１９８０年班禅去西藏各地视察工作，行前邓小平邀他到家里作客，一见面就说：“班禅大师，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席间，邓小平教导说：“大师这次下去视察，不要有顾虑，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你可以说‘文革’中的那些事都搞错了，你不要怕，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班禅听后顿时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受到极大鼓舞。他更加热爱党，更加信任党，决心夜以继日地学习和工作，报答党的关怀，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班禅熟读历史典籍，对祖国的历史有着透彻的了解，在佛教经典的研习上有较高的造诣，多次讲解教义，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深受藏族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同时，他还十分重视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主张小学生要学民族语文，西藏要建一所藏文大学，倡导在北京创办一所高级藏传佛学院，并亲任院长。
１９８９年１月９日，班禅大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西藏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大师遗体合葬灵塔祀殿——班禅东陵札什南捷开光典礼。习仲勋送行时对班禅大师说：“这个季节西藏缺氧严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性急，要劳逸结合。”大师说：“开光典礼办完，便遂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死了也瞑目。”习仲勋说：“佛不要你走，马克思也不要你走。”

班禅大师到达拉萨的第二天，就去参拜大昭寺。１４日，驱车３００公里赶到日喀则。２２日，主持了５个小时的开光典礼，最后当众宣布：“我的任务完成了！”接着他召集一系列座谈会，还不顾连日劳累，为数万名信徒摸顶祝福，终因辛劳过度，２８日上午心脏突然抽搐，神志不清，虽经多方紧急救治，结果抢救无效，不幸于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８日２０时１６分心脏停止跳动，在他的新宫德虔格桑普彰圆寂，享年５１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惊，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领导人，正当他在大展鸿图之时，过早地猝然去世，藏族人民和全国人民无不感到极为痛惜。

参考材料：于长治：《情谊永恒：周恩来与十世班禅》；刘永斌：《周总理与十世班禅赤诚情》；王元慎：《十世班禅的蒙冤与平反》；吴珊：《班禅大师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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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爱国者”：十世班禅大师的悲欢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