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于北京白塔寺内的珍贵古籍大藏经 安红坤 供图
《国家珍贵古籍保护名录》收录的宗教典籍主要包括敦煌遗书和佛教及其他宗教典籍，而敦煌遗书占有较大的比重。据国家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西域遗书暨佛教文献评审组组长方广锠教授介绍，敦煌遗书和佛教古籍的保护状况，整体情形不错。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通过各种途径收购了一部分敦煌遗书，再加上文化部的调拨，使得国内的敦煌遗书很大一部分集中收藏在国图，共约1.6万件，它的绝对量几乎占到所有汉文敦煌遗书的1/3强。在国图，敦煌遗书保存在恒温恒湿的书库中，国家财政还拨专款，为敦煌遗书制作了专用的书柜、木盒。可以说，国图收藏敦煌遗书的条件在全球来讲都是非常先进的。
方教授告诉记者，敦煌遗书大量都是残破的。从1990年开始，国图就没停止过对敦煌遗书的修复，并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国图工作人员在积极学习国内外先进技术、吸取英、法等国曾经有过的“保护性破坏”经验的同时，还创造了一套国图特有的修复原则和方式。他们的原则和思路是世界一流的，方法也是最好的。所以，国图目前收藏的敦煌遗书可以说是保存得最好的。
但是，敦煌遗书在国内的收藏分布比较散，敦煌研究院等单位都有收藏，多的可能达到几百件，少的只有1件。据推测，国内散藏的敦煌遗书大概有3000多件。
目前，凡是收藏在单位的敦煌遗书，省级及以上的图书馆、博物馆一般保藏条件都很好，但有些单位本身条件有限，很难达到保藏古籍的条件要求。凡是个人收藏的，他们都会把古籍当做宝贝，但讲到达到恒温恒湿等条件，就比较困难。
一些单位保存条件差，专家很担心
这次收录的大藏经，主要指刻本藏经。据方教授介绍，从北宋以来，直到清末民初，历朝历代都曾刊刻大藏经，总计起码在20种以上。但目前在国内，宋辽金时期的刻本藏经，除了《赵城金藏》绝大部分保存在国图外，大都残缺不全。元代刻经虽然很多，据说有十几部，但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几部，国内保存的也都残缺不全。目前国内保存最多、比较完整的，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大藏经。
目前，大藏经主要保存在图书馆、博物馆和寺庙里。在条件比较好的图书馆、博物馆里保存的大藏经状况大多不错，但在有些条件差的单位，刻经的保藏状态让人看起来非常心疼。
方教授举例说，根据目前资料，中国的第一部木刻藏经，北宋初年刊刻的《开宝藏》，在全球只保存了12件，在我国有9件，而在山西省高平市就保藏有两件，至今收藏在高平县博物馆的保险柜里。但这个博物馆硬件比较差，没有恒温恒湿的条件，虽然工作人员高度重视这些古籍的重要性，馆长、副馆长每天晚上轮流值班守护，做到24小时不离人，但保护文物的客观环境不真正建立，很难保护好这一国宝。这两件刻经目前破损非常厉害，迫切需要修复。
另外，在山西宁武文化馆藏有一部《永乐南藏》。工作人员知道这部书是重要文物，他们严密守护，长年累月封存着，从来没人敢随便动。但限于条件，这部珍贵藏经的保存环境完全是自然状态，这不符合
据方教授介绍，这次国家大规模编纂《国家珍贵古籍保护名录》，并把宗教典籍录入其中，体现了国家对宗教古籍的重视和保护程度。五四以后很长时间，宗教一直被排斥，后来虽然有些学者把宗教文献列入文献学研究中，但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很多人依然不重视宗教文献。此次普查、名录编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命名，都把宗教古籍考虑在内，可谓是一大突破。
据方教授说，此次收录的佛教古籍中，很多都是海内孤本，具有重要价值。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念佛赞等四十三种》就很珍贵，而它的价值就在它是个小册子。对于古籍，从卷轴装到线装，过去几乎没人能讲清是怎样一个过程。而敦煌遗书出现后，大家发现了很多新的装帧形式，比如缝缋装，在没有发现敦煌遗书的时候，人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而这部《念佛赞等四十三种》就是缝缋装，而且相当完整，是缝缋装的一个重要标本。
另外还有收藏于南京博物馆的《佛说三十七品经》。“这件遗书上实际抄写了3部经典。第一部经只剩下最后半行；第二部经基本完整，但经名没有了，目前正在考证中；第三部则是《佛说三十七品经》。早在1985年，我们在普查时就在南京博物馆发现了这件遗书，但因为条件有限，当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2006年9月，趁到南京开会的机会，又对这件遗书做了两次考察，并征得博物院的同意，录了首尾若干文字。回来后经考察证实，确实是亡佚千年的经典。所以，这次编纂《国家珍贵古籍保护名录》，就要求南京博物院把这件珍贵遗书报了上来。”方教授介绍：“南京博物院对所收藏的敦煌遗书非常珍视，保管条件很好，保管人员很负责任，保管得很好。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说，为珍贵古籍制定名录，这项工作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而现存古籍数量非常大，要从中甄选出最珍贵的，难度无法想象，而考察鉴定古籍还有辨别真伪的问题，所以要做的工作非常多。
在此次古籍保护行动中，目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经组织了3次面向全国的古籍普查培训和一期古籍修复培训班，第二期古籍修复培训班也于日前开班，这使得古籍保护人员的队伍有所改善，但还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方教授告诉记者：“现在需要修复的古籍非常多，人员力量远远不够。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今天取得的成绩，就是因为解放了思想，接受了最新的观念。因此，对古籍保护人员的培训应该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培训，还要关注对观念的培训，使他们成为古籍保护人员中的骨干和种子。”
据方教授介绍，国图的敦煌遗书，目前正在出版大型图录。计划出版150册，现在已经出版75册。此外正在编纂的国图敦煌遗书总目录，全部完成共1500万字，是国家社科基金的特别委托项目。编目工作实际从1984年开始，目前已接近尾声。一般来说，研究者限于条件，较难看到敦煌遗书原件，图录与总目录的出版，可以让人们在没有条件看到敦煌遗书原件的情况下，得到研究需要的信息。
此外，在古籍的整理出版方面，由任继愈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是佛教古籍保护中最重要的项目。此次编纂《中华大藏经》是一个国家行为，而且是由学者负责编纂，这样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保留了尽可能多的文化资料，不仅具有宗教性，更具有学术性和备查性，成为学术研究的资料库。
方教授格外强调，宗教古籍具有文物、文字、文献3个方面的价值，是全人类的财富，单位和个人不该让自己收藏的古籍秘不示人，而应使它们能够发挥其宝贵价值，成为活的宝贝。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颁布，意见指出：将在“十一五”期间实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全面普查现有古籍，建立《国家珍贵古籍保护名录》，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培训一批古籍保护专业人员。不久，这项工作确立了由文化部牵头，包括教育部、宗教局等10大部委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文化部还聘请了简帛、碑帖、古籍、敦煌、佛经、民族语文、图书保护等各个学科的著名专家学者进行审核。
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王杨介绍,经过紧张严谨的评审，最终评出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分汉文古籍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两大部分，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多元化特点。其中简帛117种、敦煌文书72件、古籍2010部、碑帖73部以及少数民族语文古籍111部。（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