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经北方民族大学岩画研究中心主任束锡红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编辑室主任府宪展教授考察，初步认定位于内蒙古鄂伦春旗的中国古代民族鲜卑人祖庙嘎仙洞内有未完工的雕凿建筑遗迹-----簏顶龛。
鲜卑人祖庙嘎仙洞
祖庙嘎仙洞发现有人工雕凿建筑遗迹
鲜卑人祖庙嘎仙洞外观
拓跋鲜卑的先世是出于华夏先祖——轩辕黄帝
簏顶龛也有人称之为“藻井”，是在一些较大的佛窟深部，佛像前上方的特殊雕凿设计，雕凿出露天的长方形窟顶，当太阳运行到一定方位时，阳光从窟顶射入，照在佛像的头面部，使之显得更为神奇庄严，令人崇敬。也可能是显现佛法的无边无垠和皇权的至高无上。
2007年6月，内蒙古鄂伦春旗人文爱好者崔越领来到嘎仙洞，寻找旗委统战部部长涂利利陪同台湾著名鲜卑史学者刘学铫考察嘎仙洞时留下“此庙可能有鲜卑人留有岩画等古迹”的推测。崔越领用高强照明灯在深达百米的嘎仙洞仔细探察，发现在洞内70米处的洞顶有一宽约4米、长约7米、深约0.5米四角清晰的类似龛室的雕凿建筑。
2007年9月25日，束锡红、府宪展两位教授，应邀到鄂伦春旗考察神指峰远古彩绘岩画，崔越领向二位教授汇报了在鲜卑人祖庙嘎仙洞发现有人工雕凿建筑遗迹的情况。经二位专家反复到嘎仙洞考察，并结合鲜卑人在入主中原，统一长江以北中华大地建立北魏王朝留下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的一些设计，可疑为大佛窟的一种窟顶设计，礼敬佛的“簏顶龛”。是一个未完的雕凿建筑设计。并根据嘎仙洞尽头左、右两个小洞遗留的人工雕凿遗迹，左侧小洞距地面5米高处，宽3米、高1米、深2.7米，右侧山洞距地面6米高处，宽5米、高1.5米、深3米。结合“云岗”、“龙门”石窟的相类似的设计方式和佛教文化，分析为是未完工佛窟的“回廊”设计，他们之间宽敞位置可能是意欲雕凿佛像。根据这一分析，在此前方洞顶未完工的雕凿建筑当初设计为“簏顶龛”，也有人称之为 “藻井”的可能性很大。
嘎仙洞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十公里处的山崖上，崖体的前面长约千米高近一百米的悬崖峭壁，山势险峻，雄伟壮观，嘎仙洞位于高近25米的半山腰上，洞口坐北朝南，洞口宽约27余米，高约20米，洞深90余米，整个洞内石壁平整，穹顶浑然，“大厅”宏伟空旷，洞深处曲径幽邃，鬼斧天工，神秘莫测。洞的右侧壁有公元44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大臣李敞等人祭祖时凿刻下的祝文。所在山上有大量奇异石头景观，原始森林密布，雷击神木屹立，洞前方有一条名叫嘎仙河的小河，终年不息，似乎在向后人叙说鲜卑人的传说。
按《魏书》中所言，拓跋鲜卑的先世是出于华夏先祖——轩辕黄帝，《魏书·帝纪·序纪》记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这说明：
(一)黄帝将他的老儿子第二十五子昌意分封到北土大鲜卑山一带，大鲜卑意为“大祥瑞”之义，这一带的人因生活在大鲜卑山，所以自称为是“鲜卑”人。
(二)“畜牧迁徙、射猎为业……”。与解放前生活在古称大鲜卑山的大兴安岭的鄂温克人、鄂伦春人生产、生活方式基本一致。
(三)“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意寓以所在生活的土地为依托，希望后世越来越好，所以姓氏或氏族名定为“拓跋”。事实证明，拓跋鲜卑人入主中原，第一个统一了长江以北中华大地，“千古一后”冯媛——文明太后推动的改革，为后世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魏书·乌洛侯传》记载：“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世祖真君(拓跋焘)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室之壁而还”。嘎仙洞宽27米，高约20米，洞深90余米，数据与《魏书》记载基本相符，似像《魏书》所言有神灵在此。《魏书·礼志四》记述：“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拓跋焘)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之旨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祭文)。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谓魏国感灵祗之应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嘎仙洞的石刻祝文与《魏书·礼志》记载的祝文基本相符合，但《魏书》字句有所删改，重点是石刻祝文拓跋焘称：他执政后“阐扬玄风，增构崇堂”。而《魏书》中称为“德声弗彰”。拓跋焘执政时笃信道教，崇尚易经、老子、庄子“三玄”之学。443年到嘎仙洞祭祖前未排斥佛教，佛教在当时也很兴盛，寺庙三千座，僧人二百万。可是于公元446年实施了历史上“三武一宗”四次灭佛的第一遭。可能是《魏书》作者北齐魏收在编写时，有意回避这一事件，改为“德声弗彰”，意为，拓跋焘按照儒释道文化规范，以德治国，声名远扬。也是正如佛理所言，情事情互为因果，毁于此亦兴于此。印度佛教禅家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观到“东方震旦，有大乘之象”，在公元520年，中国南朝梁武帝普遍元年、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期间，秉着他师父(印度禅宗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的遗教到达了中国弘法。他师父的遗言说“路行跨水又复羊，独自栖栖暗度江”。便是指他由南印度渡海东来，先到南朝与梁武帝见面，话不投机，因此就栖栖惶惶地“一叶芦苇”暗渡长江，到了拓跋鲜卑执政地，已经实施改革汉化了的北朝。他见到的“大乘之象”,就是北魏实施改革后的治世之象。中国佛教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祖师，在河南的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将衣钵传给了具有深厚儒、道两家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禅宗二祖慧可(神光)。从此以后确定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与儒、道文化相融互存，奠定了中国绵延1500多年的“儒、释、道”三家优秀传统文化。鲜卑人也为后世留下了辉煌的“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宝贵的文化遗产。《魏书》记载“后所斩桦木生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后世居住在此地的鄂伦春人也崇拜桦树，桦皮文化被列入“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刻木记契也是鄂伦春猎人上山狩猎的记路标示方法，当地文人有诗颂之：“婷婷玉立万丛中，银装素裹傲寒风。甘作行人归乡记，不愿随流到南洋”的诗句。也似乎是鄂伦春人质朴、忠厚的性格，固守家园甘为游子担当归乡指路人的高尚品质写照。
“嘎仙”一词在鲜卑后裔锡伯人语意为“故乡”之义，也可能是虽然鲜卑人从古称大鲜卑山的大兴安岭走出二千余年，南迁入主中原，但生活在这一地区人们对鲜卑人“故乡”之词的却传承至今。鲜卑人是否与后世在这一地区生活的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有无渊源，有待学者考究。
嘎仙洞作为鲜卑人的祖庙，是在时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考古所所长米文平先生，经历多年的艰苦考察、探究，于1980年7月30日第四次到嘎仙洞考察发现的。他是在第四次艰辛考查、下午四点、先发现“四”字，此中真是蕴藏难以言表机缘。可以说米文平先生历尽艰辛找到嘎仙洞拓跋鲜卑祭祖的石刻祝文，确定了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鲜卑石室、祖庙即今嘎仙洞，鲜卑人发祥地即在这一地区。而且这一重大发现无疑地也证实了《魏书》记载的真实性，解决了千百年来困惑着世人的鲜卑人先祖居地的问题。同时也推翻了当时苏联称大兴安岭在历史上是其领土的错误论断。米文平老先生对中国无论从历史上和现实政治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有史可察的鲜卑人从古称大鲜卑山(意为大祥瑞)的大兴安岭南迁后，只有在公元443年回归祖庙祭祖，这里再没有大规模的人类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记载。大同(当时称代京平城)云岗石窟开凿时间是公元460年，洛阳龙门石窟开凿于公元493年左右，它们都是在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太武帝拓跋焘派大臣李敞等人到祖庙嘎仙洞祭祖之后，北魏拓跋鲜卑人组织开凿的。派重臣组织，精心设计、投下巨资、规模浩大、史无空前。不难猜出极有可能是鲜卑人感到回到祖庙嘎洞祭祖路途遥远艰辛，故在京城附近的山上开凿石窟，雕凿所崇拜的先人、佛(神)像，以方便祭祀。
嘎仙洞未完工的人工雕凿遗迹，还有可能是在公元443年鲜卑人回归祖庙祭祀时带的工匠、工具不多，加上北方在当时气候更为寒冷，记载祭祖日期为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已至深秋季节，按气候发展，不到一个月当地已是降雪寒冷天气，中原人不适应高寒地区生活。所以由于气候、人力、工具、给养、防寒等原因，无奈将在祖庙意欲雕凿的设计被迫中止。这又可能是北魏鲜卑人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大规模开凿云岗、龙门等石窟的又一原因吧。
设计雕凿嘎仙洞簏顶龛的原因，还有可能是。嘎仙洞在深50余米处向左拐，约呈120。角，再洞深还有近50米，尽头地面平坦,人工修整所致，面积20余平方米。到过嘎仙洞的人都知道，在其深部极为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普通照明手电根本不起作用，只能燃火把照明。在公元443年太武帝拓跋焘派人祭祖时，根据人工雕凿遗迹情况分析，有在洞深部雕凿佛像等设计规划。施工需长时间燃火堆照明，方可进行，但是经过一个长时间施工后感到影响很大。一是洞深部空间有限，不便施工；二是燃火时间长，洞内、洞壁温度过高不利施工；三是产生大量的烟尘熏染影响施工及雕凿设计，亦是对崇拜佛像的大不敬；四是火堆长时间燃烧耗氧量大，影响施工人员呼吸；五是嘎仙洞的基岩为坚硬的花岗岩，雕凿难度大、耗时长。由于种种原因，所以产生在意欲雕凿佛像的前上方适当位置开凿一大型露天透光起到照明作用的雕凿设计，来方便洞内雕凿工程的顺利进行。这一分析设想，有待专家的进一步论证。其他地方的石窟有相同类似雕凿设计，或有可能是拓跋鲜卑的后人遗憾由于种种原因未完成在祖庙的石窟雕凿的设想工程，遂萌发实现其在迁徙统治地再现的心愿。
鲜卑人统治的北魏时期，无论从对中华疆土统一上、民族融洽的进程上、施政方针的政策上、文化发展的奠定上，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被誉为“天下绝后”的文明太后——冯太后和孝文帝拓跋宏实施的“穿汉服、随汉姓、说汉语、与汉族通婚”，强力地推进民族融合的改革，其磅礴之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经过1500多年的民族融合、人类活动、繁衍生息，或许现在华人身上都流淌着鲜卑人的血液。嘎仙洞是我们共同的祖庙——故乡，我们共同的根。2007夏天，一个台湾老年人旅游团来到嘎仙洞。其中有一位八旬老人，激动地说：“几十年来，内心空虚。今天到了嘎仙洞，我找到了家的感觉，找到了心中的北！”拓跋鲜卑人实施的“均田法”、“禁同姓相婚法”、“定户籍制度”、“公服制度”、“俸禄制”等的施政改革，推进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改革措施，为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典范。
嘎仙洞的成因，已经被2007年8月应邀到鄂伦春旗进行第四纪冰川遗迹考察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第四纪冰川陈列馆研究员韩同林教授确定为第四纪冰川运动所致。并确定了嘎仙洞所处山上由鄂伦春旗人文爱好者崔越领发现的众多奇异石头景观是“冰悬槽”、“冰臼”、“天然石窟”、“冰蚀蜂窝”等第四纪冰川遗迹，嘎仙洞是全国最大的花岗岩基岩洞，洞内有一些人工凿刻遗迹，不排除其扩大是人力所致。它是自然物质文化与人文非物质文化共同结合的完美奇迹，它是历史的见证，并瞩目这一地区人类的绵延发展。
束锡红教授作为民族学者多次应缴到美洲印第安人居住区进行学术交流访问。她到鄂伦春人聚集地，中国最后一个使鹿部落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人聚集地进行考察时，发现鄂伦春人、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与美洲的印第安人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鄂伦春旗的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发现，证明了大兴安岭这一地区在2—3百万年前是统一的大冰盖，同时也证明了这里与美洲的居民有互相迁徙的可能。所以才有这两地区人们生活、文化的相似之处，她说：“冰川遗迹为世界范围内研究民族文化的关联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佐证”。
现在，在嘎仙洞发现的未完人工雕凿遗迹，无疑又为具有神秘色彩，令世人敬仰的鲜卑人祖庙增添一分驱使人们探究的魅力。无论从史书记载“凿石为祖宗之庙”还是新发现的未完人工雕凿设计，可以确定嘎仙洞是鲜卑人开凿石窟文化的先河。这为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增添了一处亮丽的风景，也为鄂伦春自治旗丰富的历史文化再添一朵奇葩。(信息来源：资源网 李富 崔越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