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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按照1970年通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所有签约国均应保证归还被证明是被盗窃的文物，如果一件文物1970年以后第一次出现在它的国家以外，“那么一个有尊严的博物馆就不能购买它。”

　　《纽约时报》的报道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许多媒体都作了转载，多位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或发表谈话，呼吁加强对古代艺术品的保护，同时敦促中日双方协商解决好文物的归属问题。这就使得MIHO博物馆不得不认真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

　　MIHO博物馆，是由日本战后新兴宗教团体神慈秀明会的会主小山美秀子女士亲手创立。馆舍设计者正是最有名的美国华裔建筑师贝聿明。凭借强劲的经济力，馆内收藏了大量世界各地的珍贵艺术品。

　　当得知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石像是被盗物，MIHO当然很紧张，他们在2000年2月就曾派人到山东博兴，直接找到《文物》发表该出土简报的作者（为该县文物干部），邀请他和县里的几位官员到日本访问。2000年8月，当情况已日见明朗时，中国国家文物局的官员当面向神慈秀明会会长小山弘子女士（已故小山美秀子的女儿），表明了我国家文物局的严正立场：凡是有确凿证据被证明是非法走私和盗窃的中国文物，我国政府都将依照法律及有关公约进行追索。而这件被盗中国文物的“确凿证据”，正是1983年7期《文物》月刊发表的简报和图片！

　　毕竟，MIHO是一家“体面和有尊严”的博物馆，在经过与中国方面长达8个月的磋商谈判后，最终同意将这件文物无偿返还中国，中方则借鉴以往印度和美国解决印度被盗文物归属的解决办法，在征得国家有关部门的同意后，决定石像可以在MIHO借展6年。2001年4月16日，中国国家文物局与MIHO博物馆就此事达成协议，自当年算起，文物应于2007年回归祖国。

　　■真正的“推手”至今身份不明六年过去了，文物回家了。

　　只要了解本文所记事件的前后经过，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件国宝得以回归，最重要的“推手”，正是1999年给中国学者写信的那位“神秘举报人”，是他将《文物》十几年前发表的一件出土造像，与日本MIHO的一件藏品联系起来，并挑明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作为那篇简报的责任编辑，我太明白这件事情的难度，20年前的《文物》月刊，几乎没有彩图，黑白照片的质量也不高，那件菩萨像的黑白照与同时出土的多件石像照片排在一起，一点不显突出。另外，MIHO美术馆1997年开馆，到1999年该像东窗事发，一般中国人去的还很少，曾有国内几位非佛教文物方面的专家被邀去过，也没有发现问题。

　　所以，在1999年刚收到那件神秘来信时，杨泓先生和我就根据笔迹和书写方式判断，这位投书人是一位特殊的知情者，很可能是一位日本人。还应该是一位中国佛教艺术的爱好者，或者就是这一领域的同行学者也完全可能。因为他显然很了解宿白、杨泓两先生间的师生关系，以及他们在中国佛教石窟寺考古和美术考古方面的重要身份和地位。正是他的准确提示，让中方有了这件“国宝”文物身份的“确凿证据”，也让MIHO这个体面而有影响的藏家难有回旋之余地。

　　我们至今不知道这位神秘的举报者是谁。

　　■供图/李力

　　■本文作者为《文物》月刊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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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造像流失海外14年归国之路曲折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