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喀什市东北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废弃了的罕诺伊古城。从古城往北再走上几公里路，越过已经干涸了的恰克玛克古河道，便可以透过稀疏的沙枣树影，看到一座卵圆形的大塔和一座覆斗形的巨大高台，一前一后，屹立在胡玛塔勒山的一个山岗上。面对旷野，气势雄伟，态势壮观，给那荒凉、寂寞的戈壁荒滩平添了许多生气，仿佛告诉人们说：“这儿的古代却是繁华而美丽的。”人们习惯上把这一组建筑物称作“莫尔佛塔”。
莫尔佛塔是一组奇特的建筑物，它不像房屋遗址，也不像古代的城堡，所以，人们对它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传说：有的人认为它们是一个收关税的“卡子”；有的人认为它们是清朝政府设立的台站；还有一些人以此奇特建筑物为背景，创作了许多有趣的爱情故事，闲话于茶余饭后。
那么，这一组建筑物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呢？是什么人为了什么原因而要在这一片荒漠上建筑这么一些令人莫得其解的建筑物呢？
现在，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考察和挖掘，关于这一组奇特建筑物的谜已经解开了。原来，它们并不是什么关税卡子之类的东西，而是不同形制的两座佛塔，这儿是一座巨大的古代佛寺！这两座千年不倒的佛塔，正是1000多年以前疏勒国的佛教徒们的杰作。它们的形制、建筑材料以及构筑都和库车、和田遗留下来的古代佛塔完全一样，别无二致。
人们都知道，佛教产生于印度。印度的佛教徒们在长期的宗教活动中，形成了关于佛的概念和佛学，同时也形成了佛教的文化和艺术。根据佛教的教义和艺术准则，佛应该是供养在佛洞或塔寺里面的。供佛的场所，一般要由3部分不同的建筑物构成。
“安达”，它的形制，是一个由基座托起的大卵形建筑物。意思就是卵。其作用就是用来收藏佛教弟子们的尸骨(舍利)的。据说释迦牟尼死后，因为争夺他的“舍利”，几乎引起战争。最后还是在类似现在的军事管制的方式下才把那一具无比神圣的尸骨瓜分了。分到佛的舍利的国家便赶紧建塔，把舍利藏到里面以示珍贵。
后来佛的舍利被一分再分，又像接力棒似的，传到各佛教地区。
“毗诃罗”(vlhara)是僧房或寺院。它专供比丘(和尚)和比丘尼(尼姑)们修行、居住和诵经参佛。当然也是佛教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支提”又称地下灵堂地下殿窟。经常在其中安放一座小型佛塔，作为教徒们礼拜的圣坛。这种形式往往发展为在崖岩上凿壁画洞。所以，有一种千佛洞就是“支提”式。
“塔”也叫作“制多”。“制多”也有译作“支提”的。一般说，里面藏了舍利的叫作“塔”，不藏舍利的叫“制多”。莫尔大塔有3层方座，每层方座一层比一层小。第一层每边长12米多一点。第二层则比第一层的边长小两米，第三层又比第二层小两米。第三层方座上面，是一层圆柱形的“腰”，“腰”的上面，才是那个卵圆形的大顶，看上去好像倒立着的一个大甜瓜；整个塔体通高12米多；在方形座子上竖起一个半椭圆的球。印度的库罗木孜多、我国的库车苏巴什故城以及和田都有类似的建筑物，所以，这个大塔就是疏勒佛教徒们所构筑的一个“安达”。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在它的下面是不是藏着佛骨，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区别它是一座“塔”，还是一座“制多”。
大塔旁边的那一座高台是这一塔寺里面的中心建筑之一。用途是为了供佛。供的方法，就是在侧面的壁上开龛，龛内塑佛(坐或站)。台顶上建筑成钟楼或佛殿。现在侧面的佛像虽然荡然无存，但是供佛的那些龛的痕迹却依稀可认。这种建筑形式，吐鲁番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和库车的苏巴什故城，都有遗迹可寻。只不过这里破坏得更厉害一些。
根据佛教东传的历史，喀什噶尔是佛教最早传入的地方之一。有人认为可能远在公元2世纪以前，这里已经有不少佛教徒在活动。有的学者还认定公元第二世纪初期疏勒国国王安国的舅父臣盘便是一个信仰小乘佛经的佛教徒。他当时曾经一度住在帕米尔那一边的大月氏国学习小乘佛经。安国死后，被大月氏护送回来，国人拥立为王。所以，一般认为，在疏勒国的国王中，他可能是第一代佛教徒。
佛教传入喀什噶尔以后，一直延续了八九百年，到公元10世纪初才被伊期兰教所代替。
佛教在喀什噶尔流行的情况，由于史料缺乏，所以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其中的细节。但是，我们从许多古史籍和一些目击者的记述当中，仍然可以知道在那八九百年之间，佛教在喀什噶尔的流行一直是连续性的，而且也是举国一致的。上自国王，下至庶民，无不沐浴于佛法。例如：公元4世纪中，大僧人释道安在疏勒国国王的宫室中见到国王供养的一台赤檀木做成的“佛浴床”。公元344年出生于库车的著名佛学家鸠摩罗什在12岁的时候随着母亲从克什米尔来到喀什噶尔。他当时看到喀什噶尔的佛徒们还供着一个“佛钵”。《高僧传》说罗什原来是信奉小乘佛教的。到喀什噶尔以后，他深得国王的器重，在这里给国王讲解《转法轮经》，还传授了不少小乘佛学的经典和“外道经书”，“阴阳星算之事，尽皆研究”。这说明当时的喀什噶尔不但佛学昌隆，而且还流行“外道”、“阴阳”和“星算”。
附带说明，罗什后来又到了莎车，而且被莎车王的两个儿子———须利耶苏摩和须利耶跋陀弟兄俩说服，改宗大乘佛教。佛教的大乘派和小乘派向来矛盾很大。罗什从小乘转到大乘，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抉择。而促使这个佛学家发生这一转变的，正是莎车王的两个儿子。这一事实说明，当时的莎车也盛行佛教，只不过那里信奉大乘，喀什噶尔却信奉小乘。
公元465年，正当我国处于南北朝分裂的时候，疏勒国的国王给当时的北魏高宗皇帝送去了一件释迦牟尼袈裟。这件袈裟是石棉做的，高宗令人放在火上，烧不着，“观者莫不悚骇，心形俱肃”。迢遥万里，专程派人送一件袈裟，自然有政治上的考虑。不过从这件事中也可看出，到了公元5世纪中，喀什噶尔的上层统治者当中，还是以佛教为其主要信仰。据说，那时候的国王“每岁常贡送于突厥”。
公元585年，即到了隋朝初的时候，著名的佛教翻译家、印度南天竺的僧人达摩笈多来到了喀什噶尔。当时达摩和他的两个同伴住在国王所建的伽兰(佛寺)之中。主要给当地僧人们讲解大乘经论。他们一共住了两年多的时间。看情况，当时已经有很大的寺院来供佛学家们讲学。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朝的大法师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到了喀什噶尔。对当时的喀什噶尔记述得比较详细。他在《大唐西域记》里说：“疏勒国周五千里。多砂碛，少壤土。稼穑殷盛，华果繁茂……淳信佛法，勤营福利。伽兰数百所，僧徒万余人。学习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讽其文。故诵通三藏及毗婆娑者多矣！”
玄奘的记述说明到了唐朝，这里的佛教已经盛况空前，兴旺弘隆。伽兰达到几百所之多，在里面出家的和尚达到了万余人，信奉的仍然是小乘佛教一切有部这一派理论。
公元8世纪时，伊斯兰教猛烈向东发展。喀什噶尔的佛教已经到了被伊斯兰教代替的前夕，但其盛况仍然不减当年。据大僧人慧超说，当时这里“有僧有寺，行小乘法及葱韭等”。
公元910年左右，在喀什噶尔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以喀什噶尔为第二首都的喀喇罕王朝的帝王苏立堂索吐克勃克拉汗第一个皈依了伊斯兰教。勃克拉汗皈依伊斯兰教，不仅促使信奉小乘佛教的喀什噶尔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对整个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也起了巨大作用。从那以后，流行了八九百年的佛教才一步一步地被伊斯兰教所取代。印度的释迦牟尼被挤出喀什噶尔人的头脑，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成了惟一的、至高的天使。所以，莫尔大佛塔至少是在公元10世纪以前建筑的。因为，到了伊斯兰教传入并占据了统治地位以后，再修建这样大的佛教寺院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新疆的佛教寺院，大都经过多年营造，建设得分外富丽堂皇。和田的有些古代佛寺，装饰性的图案或花纹都是用黄金金箔制成的。库车、吐鲁番等地的古代寺院，大都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确实集中了当地的人力和财力，代表了当时当地的文化水平和建筑艺术。
那么，喀什噶尔的寺院肯定也一样是修饰精巧、富丽堂皇的。这种情形，从大塔附近残坏了的殿堂废墟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考古工作者曾经在一个佛堂的废墟上寻到一个佛像的须弥座，座上的彩绘竟是惊人的鲜艳。有的僧房和佛堂，只要稍加清理，便可以看到原来的地面是用粉白的石膏抹平的。地面上残存的用石膏铸成的饰纹碎片，证实当年这里的壁墙、柱头、门楣、屋檐等等都是相当华丽的。有的碎片还可以看出是云纹的纹饰。大概当时这座寺院的装饰也在学中原地区的风格，使建筑物显示出烟云缭绕，神圣高洁的气度。现在的莫尔，没有河流沟渠，没有树林田亩。干燥得犹如火烤过的一样。在这样一片荒凉的地方建筑寺院，岂不令人费解吗？然而只要认真观察一下那里的地形地貌和环境形势，那么事情并不难理解。当年的莫尔不但不荒凉，而且还是一片相当繁荣的地方。人烟稠密，土地肥沃，可能是一个小的城镇。这从古人遗留下来的遗物就可以看出来，遍地的陶片夹杂着古代的货币碎片，这就证明了莫尔附近是当时人们活动的历史舞台；废弃的坎儿井证明了这儿的人们已经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和水利知识；葡萄树的残骸，证明这里有过果木栽植事业。最后，恰克玛克河古道的痕迹，证明这儿的开发、繁荣与废弃，都与这条发自托尔卡特山谷的河流的变迁有关。可能，恰克玛克河的突然改道，造成了这繁荣村镇严重缺水。在这里创造了文明的那些古代人们不得不离乡背井，另谋生路。圣水灵山，这是佛教徒们栖身的地方。喀什噶尔附近没有青山秀水可寻，所以，这里的佛教徒们只好以干秃的胡麻塔勒山为圣地，供佛上香。“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胡麻塔勒山虽然状貌平淡，但由于山下一片村镇，山丘上一片佛寺，因而，干秃的荒山也就不见其荒凉了。可是，一到河流改道、百姓迁徙、土地荒芜、供应断绝的时候，那些虔诚的和尚们也只好抛弃灵光宝气的大塔而另求施舍去了。随着黎民和僧徒的迁徙，莫尔的佛寺也就逐渐毁坏，直至今日，便成了一片令人难以辨认的废墟。（信息来源：喀什日报 李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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