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八大处的六处称香界寺，建于唐代，比北京城，比元大都，都早得多。佛教在两汉期间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传到华北。也就是说，香界寺建寺的时代，是佛教传入燕赵大地的初始期。
香界寺内，有两棵古老的菩提树，一株老态龙钟，一株枯死后生发新树。菩提树基座的台阶下，竖立一块石刻，刻着一尊头像，浓眉大眼，为男性，上有篆文刻字:“大悲菩萨自转(传)真像”。我仔细辨认，还能看见当初刻上的胡须。旁边的文字说明，也加注了“颌下蓄须”的缘由。
据考证，这块石刻是唐代的，为香界寺建寺时的旧物，埋在地下一千多年，清代被挖掘出土，重新竖立起来。这块石刻确凿证明，在唐代的燕赵之地，观音还没有衍变成女性，或者说还没有女性化。
在印度佛教中，释迦牟尼身边有左协侍和右协侍，左协侍叫大乘，右协侍叫大势至，合称“西方三圣”。大乘菩萨传到中国后译为观世音，老百姓称为大悲菩萨。唐代，因避太宗李世民的讳，略称观音。玄奘译《心经》，译为观现身。他本是男性，传到中国之初还是男性。但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慢慢衍变成了女性。有资料记载，这个衍变始于南北朝，全部变过来，有一个过程，各地衍变的情况不同。至少在西山修建香界寺的那个年代，燕山一带还没有衍变过来，当时寺中供奉的大悲菩萨，就是“颌下蓄须”的。
从中国人的伦理出发，女性供奉的菩萨，崇拜的偶像，最适宜的，应该是同性。官吏和富贵人家的眷属，有自己供菩萨的密室，那里的菩萨更不宜是异性。旧时代，中国女人最大的职责是生子，传宗接代。她们在这方面的乞求最多，最迫切，也就应该有神灵来关怀，重任落到了大悲菩萨的肩上。既然管理生育，以送子为职能，就更应该是娘娘。佛教的授众，在中国，女信徒多于男信徒，这就更不能没有女性菩萨，没有她们的代表。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要符合中国人的伦理，适应中国人的心态，走进女信徒的心中，也就只得女性化了。
神灵都是人类塑造的，是人类按自身的需要安排他们出现的。人类想象着需要什么，就塑造出司职的神灵，并赋予他们超自然的无限威力。然后，便去顶礼膜拜，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乞求恩赐，并想象着一定能恩赐，因为他们普度众生，大慈大悲。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化现象，一种超越自我的心灵安慰。
作比较看，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也有一个由男性向女性衍变的过程。
说到飞天，人们便想到敦煌，想到石窟，想到壁画。敦煌石窟壁画上的飞天，被公认为飞神飞进中国之后的原版。2001年的一个秋日，我来到三危山，走进了这里的洞窟，说不出当时的心情多么激动。可是，2006年的夏天，我来到邯郸响堂山，看见了千佛洞里的飞天，敦煌飞天的原版地位，在我的脑子里便有所动摇。
千佛洞顶有八位飞天，面部丰圆，腹部微微隆起，体态都很壮实，男性特征显明。唐代以前，男性以下腹肥实为美，唐代及唐代以后，渐以胸肌发达为美。隆腹与隆胸，不同的审美观，常常反映在人物的雕塑和绘画中。男性飞天显得粗犷，雄健，敦实，飘动在空中，有力量感，奔放感，英俊感。响堂的佛教艺术，属于北齐时代由邺城(今邯郸临漳)到晋阳(今山西太原)的文化带，它受大同云冈石窟艺术的影响。
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分析敦煌魏窟艺术，有一种说法:“比起云冈昙曜五窟的早期艺术来，魏窟已经添加了较多的中国民族形式，可见现存的魏窟以前还有一段西域作风更多、中国作风较少的艺术存在过。艺术家们推想，从最早的敦煌艺术传到平城(昙曜五窟)以后，经过一个阶段的改变再传到敦煌，才成为现在的魏窟艺术。”
由此可以推导出两点:一是如今在敦煌见到的石窟艺术，并不是它最早的石窟艺术。那个时代的石窟艺术毁弃了，谁也见不到了。二是如今敦煌最早的魏窟，迟于大同云冈的昙曜五窟，而且魏窟艺术有对昙曜五窟艺术的借鉴。
如今人们在敦煌见到的飞天，都是唐代及唐代以后的作品。
由男性而女性，仅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例。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要在中国土地上滋生和发展，必然会进行必要的改造，添加中华民族的内容和形式，形成中国特色的佛教。否则，它就难于传播，难于生存，难于为中国人所接受。飞天既然是佛界的演艺者，服务员，由男性变为女性，也就更有中国特色，更适应中国人的心态，也更为中国人所接受。
观音的性变，与同飞天的性变，情况完全相同。这是由不得他们的，谁叫他们愿意走进中国这块最讲究自身特色的天地呢。
北京郊区诸寺的佛教艺术，包括香界寺的“大悲菩萨传世像”的形象，应该是由五台山传过来的。五台山的佛教，是华北佛教的策源地。我曾随部队在五台山施工，住过半年，几乎看过了那里所有的菩萨塑像和刻像。凡是称大悲菩萨的，称观音菩萨的，皆为女性形象。我还到过九华山、普陀山等佛教圣地，所见皆同。因观音又称“南海观音”，今人在三亚南山的大海中，立起了一尊108米高的观音铜像，这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亦为女性。她面朝大陆，注目凝视，仿佛刚刚从南海飘然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