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３５周年。日本是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国，自古以来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在这当中，佛教曾发挥过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公元６０７年，日本大和王朝的圣德太子派使者入隋建立两国邦交，同时派留学僧前来学习佛法，拉开了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彩夺目的一幕。时间穿越了１３个世纪之后，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倡导的中日韩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构想得到韩国、日本佛教界的普遍响应。１９９５年第一届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大会在北京召开。
今年恰是中国隋朝与日本建立邦交、中日佛教文化交流１４００周年。特邀请佛教史专家、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曾文先生撰文梳理佛教文化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示纪念。
佛教传入日本和圣德太子兴隆佛法
中日之间的直接交往始于公元一世纪东汉武帝在位时期，公元３世纪三国魏时与在日本九州的邪马台国往来频繁。公元４世纪日本大和王朝统一全国后，与中国南朝保持密切交往，据中国史书记载仅南朝宋、齐、梁三朝期间与中国通使或诏书往来就有１２次。
公元四五世纪，中国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传播迅速。公元５３８年，在日本钦明天皇在位期间，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向日本进献金铜佛像、幡盖及佛经，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日本。佛教的传入受到大和朝廷中主张从大陆输入先进文化的革新派的支持，他们率先信奉佛教。同时，安于现状固守传统的保守派称佛教是“蕃神”而日本固有的神祇是“国神”，竭力阻止佛教传播，后来利用日本发生疾疫的机会，宣称佛教传播招致“国神”之怒才发生疾疫，奏请天皇下诏禁断佛教。于是佛寺被焚毁，佛像被丢弃江中。然而不久革新派得势，控制朝政，着手恢复佛教。
日本进入公元六七世纪后，朝廷内部革新与保守两派之间、天皇与掌握实权的大氏姓贵族之间、地方豪族与朝廷之间、贵族与广大部民之间的矛盾急剧激化。客观形势把加强中央集权，改革政治经济体制的任务历史地推到最高统治者的日程，必须迅速做出决择，引进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陆先进文化和政治、文教制度，才能缓解社会矛盾，推进日本社会发展。这一历史使命是由推古天皇在位期间担任摄政的圣德太子实施“新政”和以后经历几代天皇推行“革新”逐步完成的。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日文化交流和佛教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圣德太子（５７４-６２２），是用明天皇第二子，名厩户，死后谥“圣德太子”。圣德太子自幼信奉佛教并接受儒家教育，任摄政后首先建四天王寺，与大臣苏我马子奉诏兴隆佛教，迅速掀起兴佛之风。圣德太子借鉴和引进大陆文化，制定由天皇授予臣僚不同等级的“冠位十二阶”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大氏姓世代相袭的门阀制度，颂布《宪法十七条》，提倡效忠天皇和“以和为贵”、“以礼为本”的伦理规范和施政方针。明确将佛教作为治国施教之本，要求臣民“笃敬三宝”，说：“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按：佛教所说包括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在内的一切众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意为佛教既然是众生的最终归宿（“终归”）、各国的最高原则（“极宗”），受到普遍尊崇，除极少恶人外皆可从中受教，那么日本也应奉佛教为治国施教之本，否则难以纠正世人的过愆。
圣德太子派使者入隋并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
中日虽早已存在邦交关系，然而时续时断，南北朝（４２０-５８９）后期两国邦交中断。然而两国民间往来没有完全停止，日本对中国情况是了解的。在圣德太子推行“新政”时期，正当隋朝空前昌盛、炀帝即位（６０４年）前后。圣德太子抓住有利时机，派遣使节入隋建立两国邦交，以便直接从中国输入佛教和先进文化。
据《隋书》及日本《日本书纪》的记载，隋炀帝即位后３年，即大业３年（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６０７年），圣德太子派使者小野妹子（中国史书称“苏因高”）出使隋朝，向隋炀帝递交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处天子无恙”。使者说：“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日本朝廷对隋继北周“灭佛”之后致力振兴佛教的情况已经了解，在派使者入隋的同时还派“沙门数十人”前来学习佛法。在航海交通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数十人绝非小数，可见兴隆佛法在圣德太子“新政”中的重要地位。
小野妹子拥有“冠位十二阶”中最高的“大礼”职位。圣德太子任他为遣隋使表明对建立与中国邦交的重视。中国皇帝一向以天下唯一“天子”自居，称其他国为“蛮夷”之国。所以隋炀帝看到日本国书中天皇自称“日出处天子”，称他是“日没处天子”，曾为之“不悦”，然而还是决定与日本建立邦交。翌年，隋炀帝派文林郎裴世清为使随小野妹子回访日本，受到以推古天皇、圣德太子和日本朝廷的隆重接待。天皇在接见裴世清时称中国是“礼仪大国”，希望了解中国的“维新之化”。这里的“维新之化”当指隋朝统一中国后实施的包括振兴佛教在内的新政和文教事业。
当年九月，裴世清回国。日本派小野妹子再为使者伴随裴世清入隋，同时派８位留学生和留学僧随同入隋。前４人是留学生，后４人是留学僧。名字前冠有“汉”、“新汉人”者是中国移民或其后裔；担任翻译的惠明也是汉人。圣德太子之所以派他们到中国留学，自然是考虑他们懂得汉语便于在中国生活和学习，易于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６年后，日本又派使者入隋。隋末因战乱两国邦交中断，直到唐朝日本才恢复遣使中国。
小野妹子首次出使隋朝带来专学佛法的“沙门数十人”，后来的情况不明。据日本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出版的《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日本在隋朝派到中国留学生、留学僧留下姓名的有１３人，其中学问僧有８人，约占全部人数的６２%。可以说，在日本推古朝派到隋朝的留学人员是以学习佛法为主，同时兼学中国政教文化。他们在中国留学长达１５年、２４年乃至３０年以上，不仅留学生对中国儒学、政法典章和文教有较系统的了解，即使学问僧在获得佛学造诣的同时，也对中国儒学和政教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在这些留学生、学问僧陆续回到日本之时，圣德太子已经去世。不久朝廷政情发生变动，长期垄断朝政的苏我氏灭亡，朝廷开始实施以变革社会政治体制为主旨的“大化革新”。他们在兴隆佛法的同时，也为引进隋唐政教制度，实施“大化革新”做出重要贡献。
唐及以后的佛教文化交流
肇始于圣德太子遣使入隋建立两国邦交之后，直到宋元乃至以后，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可以说一直没有中断过。
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 日本从舒明天皇二年（６３０年）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８９４年），先后向唐朝派出遣唐使１９次，除３次未能成行，实有１６次。每次派遣唐使船来华，几乎皆派遣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学习儒学经史和佛教。据不完全统计，入唐留学生、留学僧（包括随行僧）约有１３８人，其中留学僧１０５人，占７６%多，人数远远超过留学生的人数。这既反映日本对派留学僧入唐学习佛法的重视程度，也反映佛教在日本社会占有的重要地位。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除遣唐使船往来于中日之间外，还有中国商船和新罗、日本商船。日本僧人也搭乘商船往来于两国之间进行佛教文化交流。他们回国后，不仅是留学生，就是留学僧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也在不同场合将中国的政经、文教、哲学、史学、建筑、艺术、医药等介绍到日本。
奈良六宗和平安二宗 中国隋唐，相当日本的飞鸟（５９３-６８６）、奈良（７１０-７９４）至平安（７９４-１１９２）时代。在这期间，中国佛教宗派或学派相继传入日本。奈良时期盛行的佛教六宗：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统称“奈良六宗”，是直接或间接通过朝鲜半岛从中国传入的，为以后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律宗是唐代高僧鉴真（６８８-７６３）创立的。鉴真应请东渡传法经历十分艰辛，前后六次出航，五次失败，其间双目失明，直至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已进入公元７５４年初）才到达日本。鉴真与其弟子除向日本僧众授戒和传授律学之外，还传授天台宗，校勘佛典，并且介绍中国的寺院建筑技术、雕塑、美术乃至医药学等。
平安时期，日本不少学僧人入唐学天台宗、密宗。最澄（７６７-８２２）与空海（７４４-８３５）同时随遣唐使入唐求法，回国后分别创立日本天台宗和真言宗（密宗）。这两个宗派成为平安时代最有影响的佛教宗派。日本天台宗甚至被称为“日本文化之母”，镰仓时代的新宗派净土宗、真宗和日莲宗的创立者皆出自天台宗。
镰仓佛教——日本民族佛教的形成 佛教自传入日本到镰仓时期（１１９２-１３３３）已有６００多年，经过长期适应日本社会，与日本传统宗教文化和习俗相结合，逐渐实现民族化，先后形成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净土宗、真宗、时宗和日莲宗。这些宗派是未曾到过中国的日本学僧适应日本社会形势和民众宗教心理需求，提出自己的教义体系而创立的。这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另一种形式——日本学僧通过对汉译佛典和著述加以诠释发挥，对汉语系佛教重新加以解构、组合，让它根植于日本国土、日本的社会。
与此同时，日本旧有佛教宗派法相宗和天台宗、真言宗等，也实现了民族化。从宋元又传入了中国禅宗中最有影响的两派——临济宗和曹洞宗，在幕府和武士阶层乃至朝廷权贵的支持下得到迅速传播。在这当中，通晓理学的宋元禅僧对推动宋学——程朱理学在日本的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日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直至明清乃至近现代仍在进行。日本派到明朝的使者几乎全是禅僧，他们在完成出使任务外，还从事佛教和其它文化艺术的交流。明清之际，有临济宗高僧隐元隆琦（１５９２-１６７３）应请赴日传法，在临济、曹洞二宗之外创立了黄檗宗，同时也将明清文化介绍到日本。近代以后，日本借鉴西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佛教取得众多成果。这些成果也陆续传到中国，对中国的佛教乃至人文科学的研究产生较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