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来说，方立天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新图书馆四层的库本阅览室为他专门准备了一张桌子。一位刘姓工作人员说：“自从我在库本阅览室工作，他就一直在这儿！”
在学术界也流传着一段佳话，那就是方立天老师“端着一杯水，背着一个学生书包，和大学生一起按时泡图书馆”的故事。
在方先生2002年出版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要向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领导和有关员工表示我深深的谢意。承图书馆诸君大力支持，提供方便，设有专桌，使我得以伏案写作，无间寒暑。可以说，我的科研成绩是与图书馆的支持分不开的。”
今年春天，古稀之年的方立天老师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联系采访方老师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电话打过去后，家里人告诉我：“方老师去图书馆了”！
“他们的治学态度、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是真正的泰斗！”
方立天，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中国宗教》主编，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初次见到这位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的佛教学家、中国哲学史家，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楼方老师的办公室。房间不大，但很整洁，进门左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砖拓的《汉车马出行图》，显得古朴大方。左边的两个书架里全是《大藏经》，右边的四个书架摆放着一些专业书籍，窗台上放着一株绿色植物，整个办公室朴实无华。
今年72岁的方先生头发花白，浓浓的眉毛也染霜尘，镜片后的一双眼睛依然坚定有神，严肃中透着和蔼，怕记者听不懂自己的浙东口音，他还不时细心地把一些话写在纸上。在这里，方先生给我们讲述了自己40余载的学术生涯、人生感悟。
1933年生于浙东永康农村的方立天幼年时沉静少言，不贪玩耍，喜好读书，因国难当头，小学没能连续念完。1949年初中毕业后，不久进入华东财政系统的干部学校学习，继而留校工作。1956年，方立天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他说这是他人生旅途中的一大转折。在北京大学，方老师受业于汤用彤、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哲学界泰斗。“他们的治学态度、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是真正的泰斗！”方老师说，“当时我是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课代表，与冯先生的接触较多。自然我对先生对待学术问题的态度，治学方法，乃至精神气象，也更多了一层了解。”“后来由于政治运动，冯先生的课被停了，但我还是自学了冯先生的全部讲义。”
“早年的生活环境影响使我萌发了了解佛教、探索佛教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
1961年，方立天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当时，教研室决定对整个中国哲学史要进行分段研究，方老师选择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这一时代恰是中国儒道佛三教互动融合的时期。方老师说，之所以决定研究佛教并矢志不移，主要是因为佛教内容丰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又极其之大，还可以与中国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而中国的佛教研究成果又极其之少。“正因为佛教研究被视为畏途，几乎是一片处女地，所以投身其间，脚踏实地，埋头研究也许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我幼年时的心灵感受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方老师回忆道，童年时候的小学校后面有一座佛殿，里面有观音、关公等塑像，“每当我看到这些塑像，就有一种异常神奇的感觉涌上心头，引发出难以名状的超越人生的遐想。”家乡人逢年过节吃斋拜佛的浓厚氛围，以及母亲对佛、菩萨的虔诚，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早年的生活环境影响使我萌发了了解佛教、探索佛教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这大概也是促使我研究佛教的潜在心理因素吧。”方老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
研究佛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方老师说，佛教典籍艰涩玄奥而又庞杂，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历史诸学科的知识都要具备。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佛学研究也没有很良性的氛围，“文革”期间，宗教研究者甚至被视为牛鬼蛇神。这一切，方先生都了然于心却矢志不渝：“我想，凡事都有它的另一面，困难多，条件差，成功的机会也可能更多些。本着这种想法，我就很有信心地研究起佛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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